1898年这一年是先生人生的转折点。新正伊始，就离别妻室，来到上海，到时务报馆担任书记及校对的职务。不过不是正式应聘，而是因供职于时务报馆的同乡举人许默斋返乡处理家中事务，暂作为代理，主要为校对、抄写之类，实际地位相当之低，收入亦至为菲薄。恰值罗振玉创办的日语专科学校东文学社于是年三月开学，王国维经报馆同意，每天下午前往学习三个小时，因得以结识罗振玉。从此先生一生之命运便与罗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罗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1866年生，比王国维长十二岁。早年致力于欧西新学的介绍，并热心教育，曾创办《农学报》，组织农学会；与张之洞关系密切，担任过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总督。精于小学、金石、甲骨之学，是现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古文字、古器物学者。大内档案得以保存，罗氏与有功焉。[9]罗氏由于后来参与策划溥仪出京，任伪满洲国的“参议”和所谓“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使得当时后世颇遭疵议，但对其治甲骨文字和古器物、研究敦煌遗书等所做出的成绩，文史学界鲜有异词。罗、王相知，起因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个同学的扇面上题写的一首《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10]
罗氏看到大为激赏，叹为异才，于是着意扶植培养，虽考试成绩欠佳，也宁愿保留其学习机会，使之无后顾之忧。不久，《时务报》停办，先生则因治疗腿病返回海宁。
同年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罹难。先生于此气愤之极，写信给许默斋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11]本年底病愈后又来到上海，重新进入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同时奋力研习英文，间做庶务，直至1900年学社解散。学社教师有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氏，对先生为学均有影响。这是先生打开视界、努力掌握治学工具时期，为日后的学业拓展铺设了必要条件。
罗振玉1900年下半年应鄂都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先生亦应邀于次年年初赴湖北则参与罗氏策划的农书译事。所译之日人的《日本地理志》，当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2年岁首，受罗之资助，先生东渡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当时正值戊戌之后，维新党人云集东瀛，王国维以为并非吉兆。他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物，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12]其担心疑惧之情跃然纸上。后因脚气病发作，同年夏天回国，滞留上海，住罗振玉家中，并协助罗编辑《教育世界》杂志。从藤田丰八学习英文，应在此时。同年秋，应教育家张謇之聘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这时罗振玉已开始注意甲骨文字的研究，刘鹗著录的《铁云藏龟》就是罗氏协助校印的，并为之撰写序言。王国维接触甲骨文，也是在这个时候。但他此时的主要兴趣在哲学、教育和诗词创作。
日人狩野直喜知中国学人中有先生者，即在此时。狩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我初闻王君之名，时间甚早，大概是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在中国上海留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友人之一藤田丰八博士，正在罗叔言君所主办的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博士告诉我，他所教的学生某君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瞩望。当时中国青年有志于新学的，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而想尝试研究西洋哲学者却极罕见。藤田博士极赏识该生，说了许多夸奖他的话，但是我始终没有与之见面，此某君即后来鼎鼎大名的王静安先生。”[13]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校，也曾聘请先生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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