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有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7]
任公先生所论非常明通达辨，与王国维的看法相得益彰，可以说已经把学术的有用无用问题析论得至为透辟。但理论上获致解决，不等于实践中不发生纷扰。何况传统学术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根深蒂固，早已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面貌。
“经世致用”之说最早为清初学者顾炎武所力主，在矫正明代读书人空谈心性、以理学为禅学的学风方面，有切实作用。这本来是学术思想的嬗变之常：一则以虚，一则以实，风气消长，流转园圜。问题是宋明理学以及心学，未尝不讲究“致用”，只不过它强调的“用”是在内敛方面，先“正”其“心”，“诚”其“意”，尔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在为学和“治平”中间，添加了一个“正心”“诚意”的中间环节，不过稍事整顿，人们便认为宋明学者不重视“致用”，实乃大错。“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应该看作是华夏民族的一种思想文化传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一思想传统需要有所分解，有所转化，方能有利于现代学术的发展。盖“学”和“用”并非同时发生，有的时候常常是“积学不用”或者“近学”而“远用”。如果时时处处强调“学”必“致用”，“用”必“经世”，就是为学的实用主义态度，结果必将弱化学问本身。
梁启超说得好：“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8]可谓知学知用之论。
三 中学西学之争
王国维否认中西在学问上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学无中西”。
中国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与刺激之下，传统学术发生蜕变而新生的产物，在流向上包涵着对传统的省察和对西学的回应两个方面。省察传统，不能不有世界的眼光；回应西学，亦不能不重新反思传统。因而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处置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
本来在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涉及不同国度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碰到过这类关系问题，但并不成为必然的障碍，因为华夏文化的特点，向以强大的融化力著称于世，对外来思想初不以如何迎拒为意。显例是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一方面化作认知上的幽渺之思，另一方面易地嫁接，开出艺术与文学的灿烂花朵，直到后来演变为禅宗，完全变成本民族的宗教思想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外思想接触史上的奇观。
但到了晚清，情况迥然不同。西方思想是伴随着“船坚炮利”狂风暴雨般袭来，中国作为受动的一方，对阵仓促，迎拒乏策，进退维谷，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南皮太保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因应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主张。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这是一种文化防守主义，殊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可是谁曾想到，张氏提出的所谓中学西学问题，却成了近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论说不尽的话题，每到东西方文化涨消互动之时，就有人出来重新议论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