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四重疑案
中国现代学者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寻找和建立文化托命的安立之基。不幸得很，这样一块理想的基地他们并没有找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环境的原因。单就学术本身而言，我认为有四重疑案在妨碍着学者的主观认知。这些疑案在现代学术开辟人物比如王国维那里，本来已获得解决，但就学术思想的总体来看一直是论而未断、议而不决的大课题，尤其没有成为学界公认的学术思想潮流。而这些疑案能否破除有解，不仅关系到中国学术的独立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从理念层面完成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一 学术是手段抑或目的
为了学术而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才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
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学术从来只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作目的来看待。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其实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学术本身就应该成为目的。也就是，要为了学术而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这样才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
王国维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写道：“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又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2]他竭力反对把哲学、文学当作政治附庸的做法，认为哲学也好，文学也好，自有其独立价值。他说“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可解者也。”[3]王氏此文写于1905年，正是他从叔本华转向康德时期。上述对哲学与美术独立价值的看法，不无康德审美超功利理论的影响。但强调学术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则是一种现代学术意识，对促进学术的发展甚具助力。
梁启超一生颠簸多变，但对于学问不曾一刻稍忽，越到晚年越能返躬自省，故尤多明通深识之论。1920年撰写《清代学术概论》，走笔至晚清一节，他不觉痛乎言之：“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4]谁都知道任公先生是晚清新学家的文化班头，他这样批评新学家，无疑把自己也包括在内了。
可见他对学术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真理性认知，持论多么坚决。
二 “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
中国传统上是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的，所以才认为学术是手段。
学者为学，究竟是否一定要求其有用，也是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传统上是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的，所以才认为学术是手段。其实学术的有用与无用，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王国维看得最辩证，他认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理由是：“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5]如果一定要求学问有今天的用处、直接的用处、现实的用处，不用说人文学科，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满足此项要求。王国维慨叹道：“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6]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