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又慎。至驻跸之期尚需时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又仆之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之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奉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用备御览。[82]
静安此折署年为“宣统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即1924年12月3日。溥仪住进日本使馆的时间是1924年11月29日，静安是在之后的第四天呈递此折的。折中语气措辞，在在是倾心的关切，句句温馨之至。陈宝琛所诵《檀弓》，为《礼记》本文。本事是晋献公之子重耳，为躲避晋国的宫廷残杀，逃亡到翟国。后晋献公去世，秦穆公派人到重耳那里吊丧，而且说：“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意谓，虽在举丧期间，也不应忘掉了重掌国柄之大计，而是不论“亡国”还是“得国”，自己的恒心都是一样的。陈宝琛诵《礼记·檀弓》此句，可谓恰切之极。故静安希望溥仪每天能诵读三遍。
翌年，溥仪离京赴天津，静安也在张园被“召对”过。
可是，1924年的“翌年”，就是1925年。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我不说也会想到，刚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频频向静安先生招手了。
九
王国维答允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容后再谈。这里先说他何以不去北大。别忘了，他本来已经同意担任北大国学门的导师，还写过堪称典要的“研究发题”。最后决定去清华而不去北大，他内心一定有特殊的权衡。
可以想到的原因，一个是，以静安一贯的思想，他可能不愿接受北大的“新潮”。另一个是，他已经感觉到北大似乎存在派系问题。这后一方面，他1924年写给蒋汝藻的信里曾有所透露：“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83]鉴于如是之看法，静安先生与北大的关系实维持在“远近之间”。
更重要的是，当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促使他决意与北大脱却关系。这就是北大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陈皇室“占据官产”，“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等等。王国维看到后当即致函沈兼士和马衡，一一为之辩陈，并将问题置诸社会法律的高度，措辞强硬地写道：
诸君苟已取销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卤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持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橐，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