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紧要的一条。因为当时之报章多有以此为建言者。尤其担任英文师父的庄士敦，更是力主溥仪应出国游历，溥仪本人心有所动就不奇怪了。他在紫禁城里早已坐不安席，开始骑自行车，后来还有了汽车。一次竟坐汽车去了陈宝琛师父家。还安上了电话，不仅打给了胡适，还约请胡博士到宫里来了一次。那些“王公大臣”已经被溥仪的行为吓坏了，更增加了限制他的“理由”。这时，外傅庄士敦从优待清室条文中，发现了可以常驻颐和园的依据[77]，很长时间颐和园就成为溥仪的悠游之地。为给已被罗振玉买下的“内阁大库档案”找个存放之地，罗、王还曾经到颐和园找庄士敦寻求帮助。庄提出可考虑排云殿西面的一所建筑，罗、王大喜过望，畅谈了未来的学术理想。尽管此计划后来落空，庄士敦却将此次的“一日勾留”，郑重地写入他的书中。[78]溥仪周围的势力，既有留洋的主张，也有伺机复辟的势力。而各派势力的消长，又受制于民国和各路军阀的纵横捭阖之格局。宫禁内外各派势力的利益集合点，是绝不能让溥仪失去“逊帝”的有名无实的“尊号”。“逊位”的皇帝也是皇帝呵。试想，如果“皇帝”走了，变成“有宫无主”，空余一座紫禁城，那还了得。这是包括静安在内的众侍从最感担心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紫禁城内外惶惶无定的情况下，冯玉祥决定将溥仪赶出宫的计划已开始付诸行动。传闻早就有了，生活的惯性使人们不愿意相信。王国维在《论政学疏》中，还铁定认为不会有此种情形发生。他说：“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阙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79]然而，静安的话音未落，冯玉祥就来逼宫了。
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决定，是1924年十一月四日深夜，由摄政内阁做出的。背景是当吴佩孚出关攻打张作霖之际，冯玉祥发动了一场轻松的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成立临时的摄政内阁。十一月五日施行，执行人是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溥仪出宫的时间是当日下午三时，在什刹海的醇亲王府暂住。[80]法律依据是重新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共五条。主要是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款，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一句话，将逊帝溥仪降为平民。溥仪见大事不好，只好接受。这就是载入史册的所谓“甲子之变”。但末代皇帝的价值，想利用的人可不在少数。最看重此事的是日本人。幕前幕后的活动便戏剧性地展开了。为了安全，溥仪周围的谋士认为得到外国使领馆的保护是上策。庄士敦显然是最便捷行事的角色，他立刻去见驻京公使团的领袖人物荷兰公使欧登科[81]，经与英、德公使会商，得到了允予保护的承诺。但罗振玉等人的想法不是如此，他们必然而且只能将溥仪送到日本人手中。所以出宫之后的溥仪，很快就由醇亲王府迁到日本使馆。翌年就被送往天津，住在张园。这一过程，罗振玉是主要角色，这是罗等和日人早就谋划好的“路线图”。
但我们的静安先生，可以说完全被蒙在鼓里。背后的那些谋划他不仅没有参与，而且也不知情。或者说，他也不屑于知道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但溥仪于事变后躲进日本使馆，静安仍“时往觐见”，并且还上了一封“敬陈管见折”。他至诚地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