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革命成功，欧洲社会与政治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欧西衰落，而东方道德文化之复兴恰逢历史契机之想往。静安《论证学疏稿》中所表达的亦是此一时代思潮的反映。如《疏》中所谓：“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也。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以及“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等等，出自大学问家王国维之口，所叙说的也并非毫无依据。不过显然混淆了思想潮流与学者为学的界限，盖“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以及成立关于孔子和老子的学术团体，所昭示的是欧洲东方学的兴起，以此作为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复兴，未免其牵强。当然这位南斋侍从撰写此疏的目的原不在论学论政，他更为悬心的是另外两件大事，即他的第二、第三条建议所申申言之者。
此疏的第二条建议，是希望溥仪当此闲暇无事之际，不妨效法康熙和乾隆二帝，“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亦即“游于艺”。王国维写道：“愿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75]说开来，就是希望溥仪在无所事事之际，多看点闲书，消磨岁月而已。所担心者，是怕静中生动，闹出什么意外的大事来。这段话最精彩的对句，是“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简直妙绝，把困于紫禁城内，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的末代皇帝的窘境，概括得天衣无缝。
《论政学疏》的第三条建议，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溥仪出国。静安先生写道：“至报纸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