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诗文编所收之《论政学疏》，题目作《论政学疏稿》。盖此稿系王与罗振玉氏的讨论稿，也许有罗的改笔掺杂期间，但此疏的真实性应无可疑。由于另一侍从陈宝琛认为作为帝师遇事当面陈，不合具折上奏，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呈交给溥仪。不过疏稿的章法还是颇合于历来具折上奏的法式的，如开头一段：“奏为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我皇上陈之。”[72]由措辞可推见该疏的具草时间应该在1924年初，因“着在紫禁城骑马”时在1924年1月7日，则此疏固应在获此殊荣之后。
王国维在此疏中主要是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关乎中西政治与学术渊源的利弊得失，这应该是静安先生最难以为说的部分。我们知道他一生为学，开始的涉猎、介绍、研究西学，占去他不短的时间，即便后来转变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其于中西学术亦从未持彼此对立之见。但此疏他就无法不屡陈中国固有政治与学术的好处，而指陈西政与西学的弊端。一则曰：“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再则曰：“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三则曰：“西人以权力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四则曰：“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73]人权、竞争、科学、追求富强，一股脑都成了静安先生的挞伐对象。但亦不是不留余地，在批判西人之科学方法之前，特加上一句：“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