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陈三立，是清末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另三位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四公子”中，陈三立以生性淡泊、识见过人和诗学成就为世人瞩目。他于光绪八年即1882年考中举人，又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会试中式，此时他三十六岁。但未经殿试，还不能算作正式进士。至1889年（己丑）才正式成为进士，受命在吏部行走。《一士类稿》记载一则陈三立初到吏部所遭遇的故事：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盖强颜自饰之词。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9]
陈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一士类稿》的作者徐一士写道：“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抗礼，实大悖体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颇见风骨。”[10]不知是不是与这次误会有关系，不久陈三立便引去，长期侍亲任所，从此再未接受任何官职。
1895年值中国甲午战败，士论汹涌，中国社会到处一片变革之风。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不变革，中国便没有出路。就中尤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最能身体力行。张之洞以提倡新学闻名于世，当时督理湖广，湖北新政亦甚见成效，但最见实绩的还是湖南新政。为了董吏治、辟利源、开民智、变士习，湖南先有矿物局、官钱局、铸洋圆局之设，后有湘报馆、算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和课吏馆的开办。特别是设在长沙的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主讲，各方面人才奔竞而至，实际上成了培养改革派人才的一所学校。但义宁父子是稳健的改革者，主张渐变，反对过激行动，尤其与康有为的思想异其趣，而与郭高焘相契善。他们希望稳健多识的张之洞出面主持全国的改革。所以然者，由于明了能否把改革推向全国，关键在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的态度，没有慈禧的首肯，什么改革也办不成。应该说，这是义宁父子的深识。
但这边筹划未定，那边康有为已经说动光绪皇帝上演颁定国是诏的大戏，立即将慈禧与光绪母子的政争引向激化，遂有戊戌政变发生。于是通缉康、梁，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章京和康广仁、杨深秀，史称“戊戌六君子”。刚刚起步的改革，竟以流血惨剧告终。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也因推行改革获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因“六君子”中，谭嗣同来自湖南，而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陈三立的罪名是“招引奸邪”，盖由于聘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系散原的主张。以是，义宁父子实难辞其“咎”了。不过我真佩服慈禧的情报，她对散原所起的为改革网罗人才的作用何以掌握得如此清楚？也有的说，先时已决定赐死义宁父子，后经荣禄等保奏，方改为永不叙用。不管是哪种情况，革职后迁居江西南昌的陈氏父子，实际上处于被圈禁的状态，应无问题。而且在戊戌政变一年多以后，即1900年的6月26日，右铭先生突然逝去，享年七十整。而死因，如今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极有可能是被慈禧派专员赴南昌西山赐死[11]。当时陈三立四十八岁，寅恪十一岁，寅恪长兄陈衡恪师曾二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