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116
山河来去移春槛，身世存亡下濑船。120
石火乾坤重换劫，剑炊身世更伤神。122
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129
丁、“乱离”
莫写浣花秦妇障，广明离乱更年年。19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21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26
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33
**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33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39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55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61
七载流离目愈昏，当时微愿了无存。69
《诗集》中寅恪先生诗作部分只有130页，共329首诗，“兴亡”“家国”“身世”“乱离”四组词语凡四十六见，重复率如此之高，超乎想象。而且这些词语大都居于诗眼位置，反复咏叹，一往情深，实具有接通题旨的意义。就中缘由、委曲安在？兹可以断言：这四组词语背后，一定有寅恪先生内心深处幽忧牢结不得摆脱的什么“情结”，以至于昼思夜想，萦回不散，吟咏之间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
那么埋藏在寅恪先生心底的“情结”究竟是什么呢？
“乱离”之悲比较容易理解。寅恪先生于1890年农历五月十七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正值近代中国大故迭起，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特别是中岁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人占领北京，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南迁，寅恪先生挈妻携女，下天津、奔青岛、至济南、转郑州、经长沙、绕桂林、过梧州、抵香港，一路上颠沛流离，饱尝了逃难的苦痛。唐晓莹先生写有《避寇拾零》一文[5]，记此次逃难的前后经过甚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寅恪先生又从香港往内地逃。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为可以安立讲堂了，谁知国共两党内战又起，结果1948年12月再一次离京南逃。所以寅恪先生才有“临老三回值乱离”的感叹。包括1950年6月发表于《岭南学报》上的《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虽是严格的学术考证之作，通过避难秦妇由长安逃往洛阳一路所闻所见，对自己的乱离之思亦有所寄托。寅恪先生并且援引《北梦琐言》“李氏女条”，认为该条所记的唐末“李将军女”因避乱而失身，是“当日避难妇女普遍遭遇，匪独限于李氏女一人也”[6]。因此完全可以说，寅恪先生在诗中发抒的乱离之悲，也不专属于先生一人，而是当时特定时代的共同感叹。
至于“身世”“家国”“兴亡”这三组题旨语词所包含的内容，释证起来则需要稍多一些的笔墨。笔者因近年涉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颇读寅恪先生之书，因而对先生的身世微有所知。现在一提起陈寅恪的名字，国内外学术界几乎无人不晓。可是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在晚清及近代中国实享有更高的知名度。陈宝箴字右铭，籍江西义宁州（民国以后改为修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六年后，即1856年，会试不第，留京师三年，得交四方才俊之士。当时恰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右铭先生遥见火光，在酒楼捶案痛哭，四座为之震惊[7]。其吏能、治才、识见、心胸，为曾国藩、沈葆桢、席宝田等铭公钜卿所推重，曾国藩尝许其为“海内奇士”[8]。但陈宝箴负气节，秉直道，仕途并不顺畅。直到1890年，当他六十岁的时候，经湖南巡抚王文韶力荐，清廷授右铭以湖北按察使之职，不久又署理布政使。这一年，也就是寅恪先生出生那一年。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开始主持领导湖南新政，走在全国改革潮流的最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