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在晚清胜流中是极重要的人物，其角色、地位、遭遇、影响，不是同侪流辈所可比并。他字筠仙，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历1818年，小曾国藩八岁，小胡林翼、左宗棠七岁，比陈宝箴大十三岁。湖南湘阴人，二十岁举于乡，中式。三十岁会试京师，赐进士第，与李鸿章、沈葆桢同科。也是从曾湘乡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一生的最高官职，是1863年10月至1866年6月，当了两年又十个月的广东巡抚。他的最风光也是最遭人诟病的事情，是去英国出任第一任公使并撰写《使西纪程》。他和左宗棠同为湘阴人，又是儿女亲家，但彼此关系如同冰炭。他最佩服曾国藩，但曾公却认为他“过于任事”、“不可使权位兼隆”。惹是生非的王闿运得到他的眷顾最多，也给他增添许多麻烦。倒是李鸿章始终举荐他。虽有高才，却因为书生气和“性情笃挚”的特点，使他不适宜虚伪的官场生活。但他是晚清真正精通夷务并懂得如何处理与欧西诸国关系的第一人。只有陈宝箴深谙他的“孤忠闳识”及其思想与实践的重要价值。
陈寅恪晚年写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别引述乃父《先府君行状》里的话：“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21]可见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是郭嵩焘的真正知音。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以后，每遇到矛盾纠葛，经常说，如果郭公在就好了。但这时郭公已经弃世四五年。郭嵩焘对右铭父子的人品才干真正是赏识有加。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郭嵩焘奉命离开驻英公使的职务回到故乡湖南长沙，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故，前后十二年多的时间，与右铭父子的交往极其频密，少有中断。陈宝箴、陈三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郭嵩焘日记》之中。
笔者粗略统计，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共十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郭的日记中提到陈宝箴、陈三立之处，有196次之多[22]。内容则有的为过谈，有的为书信往还，有的是诗酒之会，有的是记事造名。直到逝世的前五天，即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八日，郭嵩焘还在日记中写道：
陈右铭、陈伯严二信，本交易铁桥带鄂，铁桥竟已回家。自二月铁桥索信赴湖北，吾病不能书，磨受四月之久，彼日口授顺孙书之。铁桥又恝然归去，诚所谓不遇时者也。是日凉，吾以病躯，着重棉矣。[23]
对义宁父子充满了眷念之情，虽只是因为没有及时让右铭与伯严收到自己的信函，但焦急与怅惘流露于笔墨之间。右铭此时任湖北按察使的职务，起用不到一年，与郭公分别并不太久。郭的日记中，凡提到陈氏父子，经常赞誉有加。如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陈右铭谈近事甚悉，并及往年奉檄办理宁远案，途次拦舆呈具者相环也，因传谕：收呈太多，馀候抵公馆接收。于是环集大噪，舆后［数？］百人紧追。停舆谕之，则相顾而笑。行则追呼。怒执一人，传令缚杀之，则有父老数十人跪而乞恩。乃令亲兵十人，各杖之四十。于是皆股栗而退。至县城，观者数千人，无敢哗者。天下之乱，成于姑容。闻右铭此举，使入神往。[24]
同年四月十五日：
陈右铭过谈。适以赴乡受寒，症近寒厥。右铭为主理中汤，加桂枝、苏梗。谈次，稍觉阳气上升。[25]
同年五月初二日：
陈右铭过谈，极论疏陈俄事六条，举重若轻，其理确不可易。[26]
同年六月初一日：
陈右铭过谈，论及湖南吏治，以候补府李芗垣有棻为最，兼提调厘金、发审两局事，所见甚卓，不仅为良吏而已。[27]
同年六月十九日：
陈右铭、周兰生枉过。右铭语及近今盗贼之烦，刑罚之失，无能窥其大体，而各挟其趋避之私，规己自大之见，而一行之以悻忌，皆导乱之征也。至今不知悔祸，酿乱将不可支。吾谓万事原本皆在吏治。[28]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