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所治河，实当济派东流入河处。济水湍悍，既入而河势益横，遂为兖、冀诸州受河患之始。其北漳、卫二水皆大川，泛滥于渤海，岁潦则流溢，浩瀚弥迤；旱又无所资以宣泄。自魏时从荥阳下引河为鸿沟，通曹、卫，而渠引漳水溉邺以富河内，多在今观察所治地。水性迁移，而陵谷高下之势随以变，循故道求之，不可得也。善治民者防其害，以有董劝之方；善治水者收其利，以有蓄泄之术。望古以证今，因利而善道。观察往历辰、沅，通民情，兴水利，为有儒者之效。吾见其所治益大而功益盛，由河北诸州以溉之天下无穷也。[15]
陈宝箴的既善治盗又善治水，为知者所叹服。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河北道治下是个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地区，道员的官职权力亦有限，对右铭的才干而言，自非用武之地。
两年以后，即光绪八年（1882年），右铭擢升为浙江按察使。不过仅几个月，就因坐“王树汶案”，蒙冤罢职而归。此后过起了长期赋闲的生活。所以郭嵩焘发为感慨地说：“亦有志节声名，人望所归，几显用矣，而邅回郁塞，若或沮之，施焉而未闳，耀焉而未光，若吾右铭廉访，天下想望其为人，而又重惜其遇也。”[16]为陈宝箴的不遇而深自惋惜，并分析所以然之故：“廉访自远于荣利，而人亦因其自远而远之。”[17]可谓一语道破了右铭的性格特点以及何以升迁缓慢的原因。
光绪十一年（1885年），署理广东边防的彭刚直奏调陈宝箴去广东，右铭谢病未赴。次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又奏调，适值中法战争，右铭于是前往，先总理营务处，后任职缉务总局。又次年（1887年），黄河决口，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请让陈宝箴襄助堵合缺口的工作。不久，朝廷简派军机大臣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陈宝箴的才干得到李的赏识。但此次堵合之役，久拖不决，致使主事大吏，多名受到降调的处分，李鸿藻、倪文蔚也革职留任。右铭的专长洞见未被采纳，等于无功而返了。陈三立说：“府君性开敏，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而渊衷雅度，务持大体，不为操切苛细。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行，敦笃宏大，本末粲然。”[18]以散原的严谨和遣词法度，所述自然无半丝溢美之情渗透其间。
右铭先生此时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可称为晚清胜流的封疆大吏都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并给以推荐。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起为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奏请陈宝箴“可大用”。明年（1890年），授右铭湖北按察使，视事三天后改为布政使，一年后又回任按察使。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为韩日关系紧张，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兴兵防海，京师戒严，朝廷任命右铭为直隶布政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鉴于东北亚态势严峻，中日已处于战争边缘，他提出了“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兵事十六条》。看到皇帝“宵旰焦劳、颜悴甚”，建议光绪帝读《御纂周易》，可以“得变而不失其常之道”[19]。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宝箴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守天津，督师刘坤一赞其为历来“军兴粮台所仅见”[20]。
这时，右铭已准专折奏事。历经千难百曲、长期罢黜赋闲，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未来大史学家的祖父陈宝箴，终于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 陈氏父子和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
不过写到这里，我想补叙一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郭嵩焘的特殊知遇与特殊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