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里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72]这一提示至为重要，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打开义宁之学秘奥的一把钥匙。“学宗张朱”，即张横渠和朱元晦之学。叙论学术思想，习惯上总是程朱并提，很少有把张载和朱熹放在一起的。散原之《行状》写于陈宝箴冤死后不久，当时朝野噤声，散原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有清一代，极崇程朱，可是散原又不愿意把乃父为学之宗主，直接与程朱联系起来，遂以“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来加以概括，让人感到陈宝箴的学问路向，“治姚江”（王学）而不失其正。试想，哪有一个有学养的后人，在叙述自己尊人的为学渊源时，会说他父亲在学问上既宗张，又宗朱，又兼治永嘉叶，又兼治姚江王，玩笑也不是这样的开法。以散原之严谨，当然不会如此不伦。明显是出于顾忌，而弱化了右铭为学的真正宗主。右铭为学的宗主，和乃父陈琢如一样，自是意近王学。其实郭嵩焘给陈琢如写墓碑铭，叙及右铭先生之尊人陈琢如特别服膺姚江，还不是陈宝箴提供的材料？提供这种材料，当然反映他本人的学术主张，这也就无怪乎河北任上写《说学》为阳明辩护了。
我在这里想揭出另一个有趣的谜底，即陈三立在学术思想上是否也有一定的旨归？换句话说，他是不是也秉承家风倾向于王学？万没有想到，这个谜底是散原自己为我们揭开的，他在《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中写道：
光绪初，公方壮年，过谒先公长沙。得间，三立偕公寻衡岳，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达僧寺，张镫就饮，倚几纵论，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公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夜半闻公展转太息声，乃披衣就榻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滤至此耶？”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公虽少戆，染迫切厚我之肫诚逸事类此者，有不能忘。其后获师龙川李先生，遂不复坚持夙昔所见矣。[73]
这应该是铁证了。散原自己说他在学术问题上“意向阳明王氏”，而且“微不满朱子”，惹得笃守程朱之学的毛庆蕃强卧而不能入睡。但散原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毛庆蕃后来改变了自己的为学意向，转而也重视王学。毛氏字君实，是散原的江西同乡，又是“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终始数十年如一日”[74]的好友，对散原的学术宗主，虽然毛庆蕃今天无法来做证人，但散原这篇纪念毛公的墓志铭，却可以证实陈三立学术思想的真实取向。郭嵩焘日记中，载有陈宝箴向郭公介绍毛庆藩的身世：“三世任四川知县，皆祀名宦。曾祖觉斋先生，习程朱性理之学。”[75]则又知程朱是毛氏的家学，无怪对陈三立的不满程朱、意向王学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散原与乃父乃祖父一样，也倾向于王学。
这个故事足以证明，陈宝箴为王学辩护的事出有因而又难能可贵。因为王学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里面，不仅有独立性的内涵，而且有反叛性的品格。这一点，陈三立当年向怒不与语的毛公所作解释（“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可得到反证。其实，陈琢如、陈宝箴、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特点，所以具有独立不依和截断众流的精神意向，其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陈宝箴、陈三立一生的思想行动，是否有过“叛道”或“叛道”的嫌疑，不妨以陈宝箴和陈三立的阅历陶镕和对志行名节的守持来检验一番。
四 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
陈宝箴在《说学》中说：“其有志行可称有守、才具可称有为者，皆其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是以能稍异于庸众。”此实为右铭所自道也。义宁之学的要义，即在于此点。陈宝箴一生立身行事，一是顾全大局，一是保全自身的人格尊严，始终以气节志行相砥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