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这种“末俗”学风而“不为俗学所误”呢？陈宝箴提出了自己积半生经验的痛切疗方：“吃紧在一‘耻’字”，“耻则奋，奋则忧，有终身之忧，即有终身之耻”，“凡人稍异流俗，遽自骄矜，皆可谓之无耻”。故曰：“知耻近乎勇。”陈宝箴说：“好学力行，皆赖此始，为入德之门。先辈有言：‘不让今人，便是无量；甘让古人，便是无志。’量之不宏，志之不卓也，舍耻其奚以乎？堂堂七尺之躯，其孰甘自居无耻矣！古今来，往往有才气卓荦之人，少年失学，或不免跌宕自喜、**不羁，一旦获亲有道，幡然悔悟，折节向学，卒能卓然自立，超出铮铮佼佼之上。盖由秉气充强，故愧悔之萌，若不可复立人世，其为耻者大，故其致力者猛也。”相信河北精舍的学子们，听了当地最受尊崇的大吏这番掷地有声、慷慨有味的激励勖勉之言，一定内心怦怦然，慷慨奋发之情油然而生罢。
更重要的是，陈宝箴接下去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看法，就像陈琢如读阳明书而感到振聋发聩一样，陈宝箴论王阳明学说，也足以让人振聋发聩。且看陈宝箴是如何讲的—
任生廷瑚言：“曾读《理学宗传》、《阳明全集》诸书。”两生受业王先生少白之门，故读书知所向往。虽儒者于陆、王不无异议，然论今日救时之敝，当熏心势利、本体汩没之时，苟有绝利一源，真能为佛老之学者，犹当三熏三沐而进之，况陆、王乎。士生正学大明之后，但期读书明理、身体力行，至于毫厘之差，久之自能辨白，而知所归往。[70]
显然是一位叫任廷瑚的学子，说他读了王阳明的书，陈宝箴当即给予肯定。他当然知道时儒对陆、王之学不无异议，但他说，当“熏心势利、本体汩没”的末俗学风充溢之时，为“救时之敝”，对佛老之学尚且应该“三熏三沐而进之，况陆、王乎”。接着，他对阳明之学的特点和形成过程及朱、陆异同问题，从学理上作了阐述。他说—
究而论之，阳明之学，亦尝从朱子格物入手，故谓：“朱子于我，亦有罔极之恩。”其用心之勤苦深至，殊绝于人，如初昏之夕就铁树宫道士讲论达旦，及格庭前竹子七日致疾之类，皆朱子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者。用力之久，散漫支离，而此民卒无自得之趣。迨谪龙场驿，万山寥寂之中，屏去简编，块然独坐，默证所学，清光大来，遂如子贡然，疑于多学，而识之间倏，闻一贯之旨。此正朱子所云：“真积力久，豁然贯通之一旦尔。”而阳明固尝出入佛老，念前此以即物穷理而致疾，今以体认本心而贯通，得鱼忘筌，遂又揭孟子良知之言，以为宗旨，遽与程、朱格致之训分道殊趋。[71]
至于阳明后学之流于“猖狂自恣”，陈宝箴认为，阳明为学之宗旨虽有启端肇始之责，但终归是“不善学阳明之过”。而“阳明之故背朱子，亦因朱子论‘即物穷理’，有‘人物之所以成，草木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等语”，无异“泥于句下”，所以阳明“别立宗义，以告来学，以为可免支离之病”。我们不能不佩服陈宝箴对王学的宗旨意趣阐发得何等透彻，即置诸宋明专学领域，亦难以多赞语词。
通篇《说学》，强调的是为学的“明体达用”，即使是读《四书》《六经》，最重要的是“精义入神”，而非“字栉句比，考其所不必考，知其所不必知，矜奇炫博以为名，愚耳疲目以为惠”，使圣学落入无用之地。这就是陈宝箴的为学思想和“造士”主张，承继的纯是陈琢如所开启的义宁家学的传统，因而对阳明学大力肯定，也可以说兹篇《说学》不啻为阳明学的辩护书。阳明学还需要辩护吗？不妨看看陈三立因阳明学而发生的一段故事，就思过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