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之学是否“支离”和阳明之学是否“空寂”，历来是学者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因由，并不只是缘于朱子和阳明的学问本体，有时还有时代环境和思想潮流影响其间。有清一代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子的地位如日中天，阳明学不时成为攻讦的对象。故陈宝箴虽将朱子和阳明并列，辨其“支离”不是朱子学问本身的问题，而是“宗朱子者”不遗余力地攻阳明，“矫枉过甚”，以致“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结果自身陷入了“支离”。同样，阳明学并非“空寂”，而是由于学阳明学的人“攻朱学末流之失”，致使阳明的本意一并“失之”。叙论的态度似乎不偏不倚，但置诸清代的扬朱抑王的背景，可以肯定，陈宝箴在此信中主要是替王阳明说话，应无问题。
陈宝箴在信中并进而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施辩，认为阳明之为教，意在避免“学者支离琐碎，反蹈务外遗内、舍本求末之病”，而“非教人耽空守寂，如佛氏之为也”。此又将阳明学与佛氏混同的俗见予以澄清。接着又阐明，朱子的“穷理”和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成正修齐之实功”，阳明所论说的“宗旨”，完全是为了“务正”。如果发生“偏重”，那是理解者的问题，而不是王阳明本身的问题。毋庸说，其为阳明学的辩护是准确而有力量的。通过这篇早期的《答易笏山书》，我们大体能够看出，陈宝箴的学术主张明显倾向于王学。当然还不止于此，下面再看另外的例证。
陈宝箴创办河北致用精舍留下的文献，除《精舍记》《学规》，还有一篇《说学》，纯是右铭手写而成。文前小序说得明白：“二月己巳，诣致用精舍，少坐诸生斋中，与为讲论，归而拉杂书之。”[69]由于有“二月己巳”字样，我们知道右铭此篇著作之撰写，应在光绪八年二月十三，即公历1882年3月31日。此篇《说学》，是陈宝箴一生的重要著作之一，阐述“造士”思想最为系统详尽。
右铭猛烈批评“末俗”的学风和后来书院之敝：“不求其本而骛其末，只习八股、试律、小楷，以为取爵禄之具。”结果流于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甚至无所不至。而“所读圣经贤传，不过聊供举业词藻之资”而已。志行、操守、才具之士，当然是有的，但都是由于“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使得有别于“庸众”，因为阅历和经验也是学问。然而毕竟没有经过“学问思辨之功、践履之实”，致使根底未厚，“辩晰未精，持守未定，其所成就，终属有限”，无法“与古昔名贤并驾”。即使“天生美质”，也未免“为俗学所困”，“不克大成”。所以“末俗之士，大抵失学者多”。右铭面对河北精舍的学子，提出国家需要造就什么样的士的问题：“当以君子自待乎，抑人小乎？当以忠臣孝子自待乎，抑罪臣悖子乎？当碌碌以苟富贵乎，抑兢兢以励名节乎？当稍求自别于庸众乎，抑蕲至于古之名儒名臣以无忝所生乎？”他说，只有“如此细细推勘、刻刻提撕”，才能“志气奋发，一切流俗龌龊富贵利达之见，自然渐渐消沮”。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了乃父陈琢如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