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绝非巧合，陈宝箴对兴教办学的重视，也是毕生一以贯之。同治三年（1864年）右铭三十三岁，所作《上沈中丞书》，有一节专论“明学术”和“育人才”的问题。他说：“某历观古大儒筮仕之邦，莫不以明教化、兴学校为己任。”针对长期以来八股取士的“科制之弊”，陈宝箴提出：“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富化裁之意者，莫如书院一事。”而书院之兴，首在慎择合格的山长。右铭认为，书院山长应该敦聘“乡先达之品学德望可为多士楷模者”，可以成为“士子趋向之的”。如果反是，尽以科目、官爵为重，而不管是不是能“造士”，就和官场习惯没有区别了。[62]沈中丞即沈葆桢，当时的江西巡抚。
后来右铭进入仕途，任河北道，很快就创办了“致用精舍”（也称河北精舍或治经书院），聘通儒担任教职，使河北道治下的社会文教风气为之一变。他更加系统地完善了自己的“造士”学说，所撰写的《致用精舍记》写道：“世之治乱视人才，人才之盛衰，存乎造士。”至于如何造士？他说无非“上之人有以教，下之人有以学”。学之原始，在于致知，致知在致用。故“学之为用，实为世运人才升降之原”。圣人“修六经”，可“为万世师”。“由训诂以求义理，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圣人复兴”，无逾此途。亦即“渊乎其识，足以烛理，沛乎其气，足以干事”。但也不是“汲汲于求用”，只是致用的工具知识和条件准备，“不可一日不讲”。[63]《致用精舍学规》之初拟或另有其人[64]，但最后必经右铭删订改润定稿，应无疑问。故《学规》明确提出“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的主张，认为即使号称学问兴盛的乾嘉之际，“数十百年间，考据词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缈焉寡闻”。而在谈到“晚近之人才”的时候，至有“词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65]的说法。此可见右铭是完全承继了乃父陈琢如的学问精神，对已流为士风习气的学弊的批评异常严厉，毋宁说这也是他汲汲于兴学易俗的动力源泉。
陈宝箴的人不可及的长项，一是揖盗、二是治河、三是办学。他每设计一所学校，都是唾手可成。抚湘时设立著名的时务学堂，并非偶然。陈三立当时人在湖南，直接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办，同时关切江西书院的情况。河北“致用精舍”的创办，陈三立肯定也身与其事。陈宝箴办学，始终不忘添置图籍，这让我想起1925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聘，头一个条件就是要研究院购买充足的图书。义宁一族之办学兴教的传统，真可谓渊源有自了。
这里需要辨明，义宁之学的思想旨归系来自王学，这有陈琢如对王学的共鸣心折可证。王学之于义宁，可以说是家传夙契之学，不只陈琢如一代，其于宝箴，其于三立，王学的影响，均昭然可睹。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会试京师，陈宝箴与易佩绅、罗亨奎交游之时，右铭就在《答易笏山书》里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态度。他说：
窃谓朱子教人为学，次第节目，至精至详，何有支离之病？但宗朱子者，务以攻陆、王为事，往往矫枉过甚，反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故末流之失，稍涉支离者，亦有之矣。即阳明之学，亦何尝以空寂为宗？以其攻朱学末流之失，语意不免偏重。而为阳明之学者，又不深究其本末，而徒以附会宗旨为事，且并阳明之意而失之，何有于朱子也？[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