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非常重视乃祖乃父与郭嵩焘的知遇和交谊，他在1945年写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曾郑重提起这段往事，写道：“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第。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57]这是说，陈宝箴和陈三立的变法思想和郭嵩焘同属一脉，其渊源为曾国藩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而与康有为的激进变革判然有别。因此在寅恪先生的记忆中，郭嵩焘实是自己先人与之交谊的极重要的人物，如前所引，其晚年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对此事续有辨析，限于题旨此不赘。
三 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
陈宝箴以举人而非进士出身，且并非高门，能够跻身于晚清胜流之列，在仕途上最终取得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个人的流品与才干。而流品与才干得之于学养和素修，同时也得之于义宁陈氏的家学传统。
陈宝箴的先世为福建人，曾祖鲲池始迁入江西义宁州。父亲陈琢如，六七岁时已能知晓儒学基本经典的大旨，端庄寡言，有成人之风。长大之后，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一见而如有夙契，感慨说道：“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惟阳明氏有发聋振聩之功。”[58]从此知行尽去功名利达之见，决心与古贤为伍，“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不走为官为宦的道路，只以孝友尊亲、德化乡里为事。可见王学对陈寅恪的曾祖父的影响有多大。陈琢如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因此遍读医书，究心医术，成为远近知名的能医之人。尝说：“无功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59]
在琢如公的影响下，陈宝箴、陈三立后来也都通中医之学。前面笔者已略及陈宝箴给郭嵩焘瞧病诊脉的事例，郭嵩焘甚至认为右铭的脉理比其他专业医生还要高明。尽管陈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许包括自己的某些经验，不相信中医，但对自己家族的中医学传统，仍非常重视。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章就是“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遍举曾祖陈琢如、祖父陈宝箴精通医术的证据，而有“中医之学乃吾家学”的结论[60]。因此探究义宁之学的渊源与传统，一是要注意其导源于王学的尽去功名利达之见的学术精神，二是不能忽略陈氏一族所擅长的中医之学。中医的目的是疗救民间的病痛，在传统社会属于下行之学，与王学有精神脉理上的一致性。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曾国藩说的“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谕导，何以对右铭能够终生发用。
义宁之学的另一传统是重才兴教，即尽可能利用一切机缘兴办教育、造就人才。陈琢如为了见识“天下奇士”，走遍淮、徐、齐、豫等地，最后还去了京师，结果非常失望。他慨叹说：“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独义宁也与哉。诚欲兴起人才，必自学始。”[61]当时曾、左、胡诸胜流尚未命世，仕宦猥委，人才凋落，陈公之叹，实发时代之音。只可惜琢如先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子宝箴就是未来的“天下奇士”。当然他自己也够得上“奇士”之目，因为只有“奇士”才具有辨识世而无士、有士而不奇的“奇士”的眼光。他的经世之志与经世之学，促使他率先办起了地方教育，创办“义宁书院”，授子弟以实学，以期明体达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