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当时在天津任粮台的右铭先生，闻讯后痛哭失声，说：“这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听说代表清廷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回国后还要在天津留任总督，陈宝箴说：“他早晨回来，我晚上就挂冠而去！”并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猬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甯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84]从而拒不与李鸿章见面。诚如识者所言，甲午之败是不该战而战之败，因此尤堪哀痛。而早在1860年会试留京师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右铭饮于酒肆，遥见火光，不觉槌案痛哭，举座为之震惊[85]。这些地方，都表现出义宁之学的得其大体、气节凛然而又独立不依的精神。郭嵩焘概括陈宝箴为人治事的特点：“其自视经营天下，蓄之方寸而发于事业，以曲当于人心，固自其素定也。艰难盘错，应机立断，独喜自负。”[86]自是知者之评。
义宁之学的气节操守和为人为学独立精神，还表现在论学论治不掺杂党派成见。陈三立说：“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87]这些，对后来的史学家陈寅恪流品与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盖因党派之见，无非私见，而豪杰志士、学者之怀，在存乎公心。我们看右铭、散原、寅恪，何时因个体之私而与人与事？陈宝箴在湖北按察使任上，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不相得，但对陈宝箴都格外倚重。遇有处理事情失当之处，右铭总是椐理力争，使有芥蒂的双方均感信服[88]。有一次因襄阳知县的任用，张、谭发生分歧，张提出朱某，谭主张用张某，使得职掌按察使和布政使两司的陈宝箴左右为难，于是挂出两张告示牌，出个洋相给大家看。武昌知府李有棻请人提醒这样做不好，右铭说：“督抚目无两司久矣，吾欲使知两司亦未可侮也。”[89]后来撤销了张之洞的提名。按清朝的官制，藩台、臬台（两司）是省衙专管人事和司法的部门，右铭的抗争有维护责权的意思，有益于建立正常的吏治秩序。
五 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
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还必须讲到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义宁陈氏一族，从陈宝箴开始，到陈三立以及三立诸子，全部能诗。陈三立是晚清诗坛“同光体”的执牛耳者，是近代的大诗人，世人所能知，本书相关章节亦时有所论，此处暂不详及，兹主要探讨陈宝箴的诗文修养和诗学风格。
陈宝箴不以诗人名，但他的诗文置诸晚清文苑，似可用高标狷峻、独树一帜来形容。今《陈宝箴集》所收之右铭诗文，各体文约八十余篇，诗三十余首，此外尚有数量更大的书信和奏章。前面我们已经欣赏了《上江西沈中丞书》《说学》《交卸浙臬篆并沥陈愚悃折》和《致欧阳润生书》等篇，其论说、章奏和书信三体文字的风致特点，已有所晤识。其识见高超、学理明通、论事剀切、文气充贯自不必说，更主要是廓然大公、一意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情操气节充溢于字里行间。晚年的曾国藩读了右铭的一册文稿，评为：“骏快激昂，有陈同甫、叶水心之风。”[90]可谓一语中的，不愧是文章泰斗、赏析大家之评。曾公点明右铭文宗陈、叶，亦可见其为学之渊源所自。而“骏快激昂”的四字评，陈宝箴文体风格的特点概括无遗矣。桐城方宗诚的评语是：“作者不沾沾于文，而自光明俊伟，气骨铮铮。论事文尤佳，最善于立言之体，叙忠节事尤有生气，此自性分所出也。”[91]亦不失为的评。郭嵩焘看了右铭的奏、议、书、牍、序、传等各体文章三十余篇，总的评价是：“右铭十余年踪迹，与其学术志行，略具于斯。其才气诚不可一世，而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之邃也。”[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