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真所著《神灭论》云：“若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怳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乎天理，各安其性。”则与渊明《神释诗》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及《归去来辞》所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等语旨趣相符合。惟渊明生世在子真之前，可谓“孤明先发”（慧皎《高僧传》赞美道生之语）耳。陶、范俱天师道世家，其思想冥会如此，故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90]
历来研陶者多为渊明与慧远之特殊关系所困，因而无法对五柳先生的《形影神》诗做出正解。寅恪先生则不存任何疑滞，结论明晰有断——此无他，无非是其家世的天师道信仰所使然，而且因为渊明是大思想家，他对道教的自然说有新的创辟胜解，无须为其他思想所左右。
兹还有一例，即武则天的笃信佛教，寅恪先生也与家世信仰有关。太宗李世民对释迦的态度有些模模糊糊，虽优礼玄奘，但大半出于政治上的深谋远虑，究其本心，则“非意所遵”也。武则天不然，其母杨氏系隋朝宗室观王雄弟始安侯杨士达之女，史载为笃信佛教之人，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西明寺僧人道宣等曾上书则天之母杨氏，请求沙门不合拜俗之事。因此寅恪先生在《武曌与佛教》一文中写道：“隋文帝重兴释氏于周武灭法之后，隋炀帝又隆礼台宗于智者阐教之时，其家世之宗教信仰，固可以推测得知。而武曌之母杨氏既为隋之宗室子孙，则其人之笃信佛教，亦不足为异矣。”[91]又说：“至杨氏所以笃信佛教之由，今以史料缺乏，虽不能确言，但就南北朝人士其道教之信仰，多因于家世遗传之事实推测之（参阅拙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则荣国夫人之笃信佛教，亦必由杨隋宗室家世遗传所致。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武曌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熏习，自不待言。”[92]这些例证均见出，陈寅恪先生的阐释学对历史人物所受之家世信仰和环境熏习是何等重视。
最后，我想对环境熏习问题再附一言。
寅恪先生认为著立之人的环境熏习、家世遗传和宗教信仰至关重要，研究者不能有所稍忽。例如四声之说经寅恪先生考证，系当时文士模拟转读佛经之声，除入声外，其余分别定为平、上、去三声，合为四声。但四声之说何以出现在南齐永明之世，而不在其他时期？创说者为什么是周颙、沈约，而不是另外其他的人？寅恪先生遍引慧皎《高僧传》所载支昙龠、释法平、释僧饶、释道慧、释智宗、释昙迁、释昙智、释僧辩、释昙凭、释慧忍诸传，参证旧史及他书之文，得出了南朝政治文化中心建康当时是善声沙门最集中之地，南齐初年即永明之世是善声沙门最盛之时的结论。据史载，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曾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盛况空前。但此前早已形成审音文士与善声沙门互相讨论研求的风气，实由于当时之建康“胡化之渐染”，“受此特殊环境之熏习”所致。而沈约与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士，是竟陵王子良的座上客，经常聚集在鸡笼山西邸，并称“八友”。周颙则为文惠太子的东宫掾属，两人“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93]。
盖依寅恪先生的特见，环境、家世、信仰此三因素，为历史人物言动之所以不得不如是的“种子”熏习之因缘，我们诠释历史事件、研究历史人物和重建历史真相的结构，不能不视此为一条不宜或缺的求证途径。
1991年初稿、2007年8月22日增补改订竣稿于京东寓所
[1]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2]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