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的最后一节，又涉及天师道和书法艺术的关系，这是由于当时的书法世家同时也是天师道的世家。寅恪先生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旧史所载奉道世家与善书世家二者之符会，虽或为偶值之事，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依艺术之资用。治吾国佛教美艺史者类能言佛陀之宗教与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之关系，独于天师道与书法二者互相利用之史实，似尚未有注意及之者。”[85]所谓“北魏之崔、卢”，“崔”即崔浩及曾祖悦、祖父潜、父亲玄伯，一门四代均擅书法，《魏书》玄伯传对此记之凿凿；“卢”则指卢谌及子偃、孙邈，《魏书》玄伯传亦有记载，称“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86]。而此两家同为天师道世家，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所谓“东晋之王、郗”，“王”自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郗”则是指郗愔、郗嘉父子，僧虔称郗氏父子为“二王”之“亚”。问题是郗王两家也都是天师道世家，既擅长书法，又信奉天师道，而且世代相传，那么天师道信仰和书法又是何种关系呢？这正是寅老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解释颇为简单，亦即天师道信徒需要抄写符箓经典，且出于信仰的原因不能不抄得虔敬工整，日久天长，自必使书法的水准得以提升。虽然书法之成为艺术系由多种因素构成，其中天赋的成分亦无法排除，但寅恪先生以东晋之王、郗两世家为例，把书法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不能不说是孤明先发之见。论者每将王羲之与山**士换鹅的故事，作为右军学书的趣行轶事，但寅恪先生一反旧说，认为鹅有解五脏丹毒的功用，与服食丹铅之人颇为相宜，这在陶隐居《名医引录》和唐孟诜《食疗本草》中均有著录。因此他写道：
医家与道家古代原不可分。故山险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实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鄙俗也。道士之请右军书道经，及右军之为之写者，亦非道士仅为爱好书法，及右军喜此鶃鶃之群有合于执笔之姿势也，实以道经非倩能书者写之不可。写经又为宗教上之功德，故此段故事适足表示道士与右军二人之行事皆有天师道信仰之关系存乎其间也。[87]
寅恪先生认为，王羲之换鹅的传说故事，虽是一真伪莫辨的“末节”，但由于直接关系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则又不能不辨别清楚。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向笔者以及寅恪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即天师道的信仰既然如此家世相传，那么面对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的强势，以及佛教的巨大冲击，天师道信仰者如何应对呢？难道就没有任何变化吗？幸运的是，寅老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对此一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他说两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其家世素奉天师道者”，对佛教的态度可分为三派：一是保持“家传之道法”，而排斥佛教，典型例证是写《神灭论》的范缜；二是“舎弃家世相传之天师道，而皈依佛法”，这可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三是“调停道佛二家之态度，即不尽弃家世遗传之天师道，但亦兼采外来之释迦教义”，南齐的孔稚珪是其显例[88]。陶渊明和范缜一样，属于第一派。虽然五柳先生与佛学大师慧远，身处同时同地，亦有过接触，但终其一生与佛教教义绝缘。原因在于他的家世信仰牢固，且在学理上有发挥，故精神世界不必与释氏合流，也可以自我安身立命。
所以寅恪先生在援引陶诗《形影神》三首之《神释》之后写道：
或疑渊明之专神至此，殆不免受佛教影响，然观此首结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之句，则渊明固亦与范缜同主神灭论者。缜本世奉天师道，而渊明于其家传之教义尤有所创获，此二人同主神灭之说，必非偶然也。[89]
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