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当时所传河东君诗文系倩人代作，王胜时《辋川诗钞》并载有《虞山柳枝词》：“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还特地注明代笔人是钱岱勋，[85]言之凿凿，名姓俱在。但寅恪先生通过解析释证钱柳诗文可以彻底推翻这种妄说。他写道：“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86]《东山酬和集》中河东君作“谁家乐府唱无愁”一首，以及金明池《咏寒柳》，寅恪先生推为明末最佳之诗词，提出这些作品即当日胜流亦不敢与抗手，何物“钱岱勋”或“钱青雨”竟能为之乎？他说“造此诬谤者，其妄谬可不必辩。然今日尚有疑河东君之诗词，非其本人所作者，浅识陋学，亦可悯矣。”[87]
为进一步替河东君辩诬，寅恪先生极深细地分析了河东君学问的蜕变过程。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第二十八通，有“药炉禅榻”一语，寅恪先生考出系出自苏东坡《朝云诗》，而不赞成“药炉”是“药铛”之误的说法，认为：“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88]他解释说：“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壹佰贰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料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89]寅恪先生所说几社胜流的诗文有其偏狭的一面，是指陈子龙一干人鄙薄宋诗，而河东君则无此病，不仅后来的钱柳唱和之作，即《戊寅草》和《湖上草》两编，亦有区别，从中可以见出河东君诗风的转变和诗学的进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