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明的另一情况，是《柳如是别传》在写法上，大不同于寅恪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尽管都是以诗证史，而且关涉的同是才人名士的绮诗艳词及其情感生活；但侧重点有所区别，后者不仅仅为证史，同时也是在立传。传主柳如是的诸般个性特征决定了《别传》写法上的独特性。依据寅恪先生的考证，河东君是“美人而兼烈女”[61]“儒士而兼侠女”[62]“才女而兼神女”[63]，不仅为“当日所罕见”[64]，而且是“旷代难逢之奇女子”[65]。对河东君有过极大帮助的汪然明，在其所著的《春星堂诗集》中尝自诩，凡平日到他的不系园啸咏骈集者均不得违背九忌十二宜之约，其中对人物品类的要求须是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寅恪先生说此四类人品，“河东君一人之身，实全足以当之而无愧”[66]。以柳、汪之间的关系，美人兼知己自属固然，何以知又是名流、高僧？寅恪先生分析道：“‘名流’虽指男姓之士大夫言，然河东君感慨激昂，无闺房习气，其与诸名士往来书札，皆自称弟。”[67]适牧斋后，戏称为柳儒士，以此“实可与男性名流同科”。[68]又说：“至若‘高僧’一目，表面观之，似与河东君绝无关系，但河东君在未适牧斋之前，即已研治内典。所作诗文，如与汪然明简牍第贰柒、第贰玖两通及初访半野堂赠牧翁诗，即是例证。牧斋《有美诗》云：‘闭门如入道，沈醉欲逃禅。’实非虚誉之语。后来因病入道，则别为一事。可不于此牵混论及。总而言之，河东君固不可谓之为‘高僧’，但就其平日所为，超世俗，轻生死，两端论之，亦未尝不可以天竺维摩诘之月上，震旦庞居士之灵照目之。盖与‘高僧’亦相去无几矣。”[69]真真称颂、赞美得无以复加了。
再看以下诸考语，更可印证《别传》作者对传主的态度：
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70]
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71]
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72]
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73]
盖河东君能歌舞，善谐谑，况复豪于饮，酒酣之后，更可增益其风流放诞之致。[74]
鄙意河东君之为人，感慨爽直，谈论叙述，不类闺房儿女。[75]
其平生与几社胜流交好，精通选学。[76]
河东君殆亦于此时熟玩苏词，不仅熟精选理也。[77]
盖河东君之博通群籍，实为当时诸名士所惊服惓恋者也。[78]
河东君淹通文史，兼善度曲，蒋防之传，汤显祖之记，当无不读之理。[79]
后世论者，往往以此推河东君知人择婿之卓识，而不知实由于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80]
《别传》在笺注、释证、传写的过程中，随处都有作者对传主的这类评赞之语，以上所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说《水浒》的作者是“无美不归绿林”，《柳如是别传》的作者则无美不归河东。所谓“颂红妆”，诚不虚也。
对柳如是的诗才，寅恪先生评价尤高。他认为“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81]钱谦益在明清之际既是士林领袖又是诗坛泰斗，有当代李、杜之称，但钱柳唱和之作，柳有时技高一筹，反而“非复牧斋所能企及”。[82]《神释堂诗话》评河东君诗文有言：“最佳如《剑术行》、《懊侬词》诸篇，不经翦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遇警策，辄有雷电砰?，刀剑撞击之势，亦鬟笄之异致矣。尺牍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83]寅恪先生认为此评甚为允当。河东君诗文中用典偶有不合之处，寅恪先生亦为之回护，说“为行文用典之便利，亦可灵活运用，不必过于拘执也”[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