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用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分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迳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已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58]
面对柳如是的刳肝沥血之词，牧斋怎样“广其意”才能收到稍慰其心的效果？寅恪先生指出，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在最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因为陈子龙有《补成梦中新柳诗》之作，牧斋诗中之“新柳”当即指此。“早梅”一词则来自卧子崇祯七年岁暮所作之《早梅》诗，所以“新柳”“早梅”两句都是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事。此即河东君既深存思念卧子之情，牧斋则以卧子之情以释之，毫不吞吐回避，自能使河东宽心。所以寅恪先生释证至此不能自已，遂发为论议：“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59]不妨说，释诗证史而把当事人“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考析得如此清晰宛妙而又“通解其旨意者”，环顾我国当今文史一界，恐怕找不到寅恪以外的第二人了。
《别传》在这些地方已不单纯是笺注钱柳因缘诗，以诗证史，而是以史家幽眇深微的笔触钩沉三百年前国士名姝的情缘和心理，在钩沉中为柳如是洗冤立传，在传写中涵蕴着三百年后史家的一颗诗心。所谓史笔诗心，应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概括《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与构意。这就是《别传》的卷前和有关章节何以附载寅恪先生的诗作竟有二十六首之多的缘故。同时也即是以得自于钱氏故园的一棵红豆作为全书结构引线的原由。须知，《别传》也是在写三百年前知识精英的情史呵！附带说明，论者或谓寅恪先生“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之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60]，笔者认为此论距真正理解陈氏之学养尚存疏隔，也许是不曾读到《别传》所致。现在《别传》正式印行已经二十余年，继《寒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一百九十七首之后，收集最全的《陈寅恪诗集》已经出版，并在学林士子中广为流布，寅恪先生具有超绝的诗笔、诗才、诗心，应该是不争之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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