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寅恪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感慨良多，往往因文生情，一再致意，特别是卷前和穿插于书中的题诗都是寄慨之作。卷前诗九题十一首，前面有一段话写道：“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沈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12]第四首的诗题是“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13]。第六首的诗题更为具体：“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14]试想，《别传》如系寻常遣兴消时之作，何必如此感慨至深、急切不已？第三章剖解柳如是所作之《男洛神赋》时寅恪先生提出：“男洛神一赋，实河东君自述其身世归宿之微意，应视为誓愿之文，伤心之语。当时后世，竟以佻达游戏之作品目之，诚肤浅至极矣。”[15]同样，“当时后世”如有人视《柳如是别传》为等闲随意消遣之作，必难逃寅恪先生预设的肤浅之讥。
寅恪先生自述《别传》之撰写缘由，一为三十年代旅居昆明之时，偶然从卖书人手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自此遂重读钱集，产生笺释之意，以此来“温旧梦，寄遐思”[16]；二是钱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先生的研治领域与之“有约略相似之处”，想通过笺释钱柳因缘诗“自验所学之深浅”[17]；三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因而可借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8]；四是鉴于柳如是“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19]，欲为之洗冤辩诬；五是“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20]。应该说，此五项因由已足可引发史家立志撰著的兴趣了。
问题是第一项因由，三十年代得之于昆明的常熟钱氏故园的那棵红豆，应更有说。且看作者的叙述：“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21]熟悉艺术品类之规则者无不知道，结构戏剧艺术，是讲究引线的。没有想到撰写学术著作，也这样重视引线的作用。《别传》第五章，全书即将结束之时，寅恪又拈出红豆公案，写道：
红豆虽生南国，其开花之距离与气候有关。寅恪昔年教学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宿舍适在红豆树下。其开花之距离为七年，而所结之实，较第壹章所言摘诸常熟红豆庄者略小。今此虞山白茆港钱氏故园中之红豆犹存旧箧，虽不足为植物分类学之标本，亦可视为文学上之珍品也。[22]
《别传》之撰写，追溯二十年前于昆明得钱氏故园之红豆为起因，而又以此红豆为全书结束之象征物，且明白揭明，其作用为“文学上之珍品”，实际上已经点出这棵红豆的结构引线之作用。只不过拈出红豆公案的意涵尚不止此，更重要的是暗示《别传》的写作，有极为深挚的情感之所寄。作者似乎要通过这部著作的撰写，来偿还一笔无论如何不能不还的“文魔诗债”[23]。不妨再来看《别传》卷首的第一首题诗《咏红豆并序》：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