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足可构成明清史事契机的一些人和事，如南明立福王和潞王之争，实源自明末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的分野恩怨，李太后与东林一气，牧斋不得为宰辅，盖由于与东林即主张立潞王常芳有关，寅恪先生比之于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110]，以揭明党派争斗对个人以及家国命运的影响。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的佟国器，很可能是使牧斋从黄毓祺案解脱出来的关键人物，而佟氏一族历来是明清两敌国的争取对象。寅恪先生循自己一贯的治史思想，以整整二十页的篇幅，用种族与文化的观点对此做了探讨。[111]不知者以为枝蔓，实则就《别传》之写作固属重要（探考牧斋陷入黄毓祺案而得以赦免的因由），对作者学术思想的深化也不可或缺。陈子龙顺治四年死节后，有五岁遗孤，幸得原登莱巡抚孙元化之子九野的保护，始免于遇难。寅恪先生详考此事原委并追溯明清登莱之役，指出西洋火炮在明清战局中所起的作用。他援引《嘉定县志》对孙元化的有关记载，其中赵俞曾说：“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寅恪于是指出：“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112]。又考证出满语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作“尼堪超哈”，就是因为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的仿制西洋火炮，叫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113]。并连类取譬，写道：“傥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肆拾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114]这最后一句话，是站在史家立场的一绝大判断，可以视做修史之通则，古今不变之定律。《别传》的撰写，就是此一史学思想的实践。“家庭琐屑”和“民族兴亡”的结合，正是《别传》撰写的构意所在。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可是，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而且是在儿女情事的家庭之私中复原民族兴亡的历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八
《别传》作为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撰写的断代明清史，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笔者上面所叙论，仅仅是围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稍作引发，以见出寅恪先生“借传修史”的撰著构意。因为陈柳情缘、钱柳因缘的“儿女之私”，都是以明清鼎革为其大背景展开的；何况寅恪有意“存史”，旁涉诸多明清史事。因此内容宏博、史事纷繁，是《别传》的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史心宽平，故每多恕词。这集中表现在对亚传主钱牧斋的评价上。牧斋博学多才，雅量通怀，言语妙绝天下，其在有明一代文坛之地位自无异议。但平生有两大污点：一为与阉党阮大钺的关系，始背后附；二为南都困厄之际以大臣身份降清而成为汉奸。有此两端，名裂身败实出必然，以至于有的说“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115]。寅恪先生并不是作翻案文章，一再申明《小腆纪年》等书所载“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116]，只是他主张对历史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以及心理原因，还应作更具体、更贴近人物本身的分析，从而给历史人物以“了解之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