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柳如是所处时代环境的文化氛围的绝好描述，其中“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两语尤堪注意。不能不承认明末和清中叶，是不同的文化时代。《聊斋》和《红楼梦》同一背景，一寄之于狐鬼，一寄之于世间不会有的“大观园”。而大观园的设置，恰合于“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的规定情境。乾隆时期作者的理想人物与理想环境，实明末东南一隅所必有。因此《聊斋》或《红楼梦》的研究者，如认为两书中所写有明末实在人物的影像，不应算作无稽之谈。寅恪用此比较反证法，阐明河东君其人其事的历史时代的意涵，最后归结为南北社会风气的不同，虽托之于文学形象，以狐女喻人，落脚点仍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终不脱以诗文证史和反过来用历史来释证诗文的史家眼光。
七
既然如此，《柳如是别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或者回到开头，寅恪先生究竟因何而撰是书？除了前面反复论及的笺诗证史和为河东君立传之外，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尚有更辉煌的学术目标在。这个目标也许不是作者事先所设定，但他达到了，完成了。这就是借立传来修史。所修何史？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笔者对《别传》的这一认识来自《别传》本身。
寅恪先生在《别传》第五章论及牧斋所编《列朝诗集小传》，即指出牧斋的目的是“借诗以存史”、“其主旨在修史”。他说：“列朝诗集诸集虽陆续刻成，但至顺治十一年甲午，其书始全部流行于世。牧斋自序云‘讬始于丙戌’者，实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国史，此点前已言及，兹不赘述。牧斋于丙戌由北京南还后，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继续前此与孟阳商讨有明一代之诗，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105]笔者初读《别传》，多有粗心之处，似此重要关节，亦曾忽略。后来细按探求，眼前不觉一亮，知寅恪先生虽然谈的是《列朝诗集小传》的编纂经过，实际上也是自况。牧斋在《答吴江吴赤溟书》中称自己三十年来一直留心史事，“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颊痒痒然”，[106]史癖情态毕现。寅恪先生早年游学欧美，研习各国文字，目的是治中亚史地和东西交通史；中年以后，专事隋唐史的研究，可以说终生不离史事，其史癖又远非牧斋所能望及。如果承认牧斋辑《列朝诗集小传》“主旨在修史”[107]，那么提出《别传》是借给人物立传来修史，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虽不能说是“发潜德之幽光”，套用寅恪先生的话，亦可以肯定如此提出问题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