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对传主河东君，作者不只是赞美和欣赏，同时也怀有异代知己之感和恨不同时的爱恋之情。第一章关于撰著缘起里所说的《别传》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为了“温旧梦，寄遐思”。此“寄遐思”三字含义极为丰富，包含寅恪先生多方面的情感关切。1953年题《再生缘》二律之一有句云：“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102]自然是就《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而言，但用在倾注全部感情撰写《别传》、为三百年前之奇女子河东君辩诬洗冤的寅恪先生身上，也若合符节。《论再生缘》写于1953至1954年，与《柳如是别传》开始写作的时间约略相同，也可以说是《别传》写作的预演。因此思想内容、写作动机、采用文体多有近似之处。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充分肯定原作者陈端生的文字高于优于续作者梁楚生，并指出：“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103]这与《别传》大力表彰的河东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出一辙。陈端生在《再生缘》中描写孟丽君的丈夫及丈夫的父亲都曾向丽君屈膝跪拜，这种置传统纲常于不顾的精神在当时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寅恪先生给予高度评价。而河东君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又远非陈端生所能比并，这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关。前者生当明清之际思想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后者在思想钳制格外严酷的乾隆时期。同是“颂红妆”，作者寄寓的感情和投射的精神思缕的浓度，因对象不同自然有所区别。如果说在写法上，《论再生缘》尚处于由以诗证史到为人物立传的过渡阶段，那么《别传》已是这一过程的完成。因此《别传》的文学色彩大大增加，尤其随处可见的众多的心理分析，已超越历史家和学者的职司，不免与文学创作的特点相重合。学者治学一向追求出文入史，寅恪先生相反，从《元白诗笺证稿》到《论再生缘》到《柳如是别传》，似乎取的是由史入文的路向。可是，如同把《别传》当作单纯的以诗证史的学术著作看待并不适切一样，如竟直认为《别传》只是一部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著作，就对寅恪先生晚年此一大著述的认识来说，似仍未达一间。
这里不妨再举一例。《别传》第三章在谈到河东君的天资和才艺以及为何能够与吴越胜流相交往时，寅恪先生曾将河东君比作蒲留仙笔下的狐女，这种大胆设譬的做法，只有文学家做得出来，严谨如寅恪先生，何以下此险笔？请看他对此所做的说明：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