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第十章》
第(10/16)页

河东君能够在才人荟萃的江南佳丽之地得以立足，并为当时的胜流所赏识、尊崇和引为知己，不只是因为其聪灵貌美，慧心多艺，以及诗学造诣的深浅，同时还由于她果敢有为、洞识大体、具有政治抱负。钱牧斋崇祯《壬午除夕》诗说的“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及《后秋兴》八首之四所云“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90]，是河东君政治胸襟的毫无夸饰的真实写照。寅恪先生倾向认为，河东君政治胸襟的形成与在松江徐武静南园和陈子龙同居有关。他说当时的南园是几社名流?集的场所，其所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因此：“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组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91]宋让木《秋塘曲》序里说的“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92]，可以作为旁证。说明河东君在天性上有特异之质素，早在吴江故相周文岸家已见端倪。寅恪先生以此得出结论：“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矣。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熏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93]明了这一层，河东君当明南都倾覆之后三年不言不笑，与牧斋一起在暗中从事复明活动，表现出悲壮的沉湘复楚之志，就不会感到突然了。

寅恪先生还以《东山酬和集》中河东君《次韵奉答》牧斋冬日泛舟诗为例，证明河东君的政治怀抱和政治见解不是东挦西扯以为应酬，而是渗入血液和脊髓的一种自觉精神，随时都会流露出来。此奉答诗写道：“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94]诗中嵌有“河东君”三字自不待言。主要是开头两句的用典大可注意。《北齐书》之“幼主纪”载：“﹝后主﹞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指后主言）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又李善注《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句云：“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位也。”六臣注也说：“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因此寅恪先生指出：“此两句竟指当时之崇祯皇帝为亡国之暗主，而牧斋为高才之贤臣。顾云美谓河东君‘饶胆略’，观此益信。若此诗作于清高宗之世，其罪固不容于死。即在北宋神宗之时，亦难逭眨谪之谴。牧斋见此两句，自必惊赏，而引为知己。”[95]岂止牧斋，三百年后《别传》之作者、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怀着惊赏的心情为河东君立传的。当然他的方法是笺诗证史，用史说诗，必须严格遵循考据学的原则，才能拂去尘垢，净洗烦冤，把柳如是还给柳如是，把历史还给历史。

当《别传》第三章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考定河东君与陈子龙的确切关系，时间、地点、人物均无可置疑，寅恪先生兴奋异常，情不能禁而又不能不自豪地写道：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剿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沄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