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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

一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虽然由于目盲体衰，整部书稿系经寅恪先生口授而由助手黄萱笔录整理而成，细按无一字不是作者所厘定，无一句不经过作者学养的浸润。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的出版，应了1962年先生说的“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那句极沉痛的话。

本文详尽探讨了此一大著述的学术精神、文化意蕴和文体意义，提出《别传》既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一代奇女子立传的传记文学，又是借传修史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寅恪先生自创的一种新文体，特点是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如果说《论再生缘》是这种新文体的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文备众体的著述之典范。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二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在陈寅恪先生可谓呕心沥血之作。1953年属草，1963年告竣，然脂瞑写前后达十年之久，都80余万言，在陈氏全部著述中固为篇幅之最，置诸史传学术之林亦属钜制鸿篇。全书五章，篇次分明，体例贯一。第一章为撰著缘起；第二章考订柳如是的姓氏名字及有关问题；第三章叙及柳如是与几社胜流特别是与云间孝廉陈子龙的关系；第四章写柳如是择婿经过和钱柳结缡；第五章是南都倾覆后钱柳的复明活动。卷前有作者附记，结尾有稿竟说偈。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严谨完整的学术专著。而且酝酿撰写此书不起于1953年，早在三十年代任教西南联大之时，先生就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1]。至于读钱遵王注本牧斋诗集而“大好之”[2]，更远在少年时期，所谓“早岁偷窥禁锢编”[3]是也。《柳如是别传》不只是寅恪先生的潜心之作，同时也是他的毕生之作，当无可疑。

然则作者到底因何而撰是书？

1963年当《别传》告竣之时，陈寅恪先生感赋二律，诗前小序写道：“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4]以此，作者似又并不看重此书，只不过当作打发生涯的一种消遣手段。1961年答吴雨僧诗中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5]句，流露出同样的心绪。但我们如这样来看待《别传》的写作，就被作者的愤激之辞“瞒过”了。实际上，寅恪先生深知《别传》乃一绝大之学术工程，运思操作难度极大，绝非其他著述所能比并。

要而言之，有以下五端，可以见出《别传》写作之难。一为“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6]。二是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的文字甚众，约可为分具同情和怀恶意两大类，前者有隐讳，后者多诬枉，必须发隐辩诬始可得其真相。[7]三是“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8]。四是书中人物为东南胜流，处在明清鼎革之际，政治态度纷纭，如陈子龙殉明死节，钱牧斋降清后又进行复明活动，人际间颇多恩恩怨怨，不排除“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9]之可能。五是“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10]，即使牧斋的诗文，在南都倾覆之后亦“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11]。有此五端，则《别传》之写作可谓难上加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