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明南都倾覆之后，钱柳的有关诗作不少都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关联，往往今典、古典交错互用，给笺释者造成一定困难。钱牧斋的《钱注杜诗》是一显例。所以寅恪先生说：“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27]《柳如是别传》既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杰构，又是辨认和疏解古典和今典的文本阐释范例。
七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一生最大著述
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痛史，如果易名为《明清易代史》也名副其实。当然寅老不会同意易名，他宁可叫作《别传》，也不愿意修一部类乎所谓“正史”的史著。论者多有为陈寅老未能写出一部通史而遗憾者。可是这部七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我敢说它的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虽然通史之作和断代史之作，在书写体例上宜有不同，但修史之功力和价值却可以得到同样的彰显。
《别传》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别传》也是陈寅恪一生学问的结晶，此有第一章“缘起”所说，著书目的之一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可证。虽然，《别传》的资料排比和诠释方法与已往著述一脉相承，但所涉内容的复杂以及历史场景的范围，前此任何一部陈著都不能与之并观。《别传》同时也是著者寄托遥深之书，这有“缘起”章自述撰著目的时所说之“温旧梦，寄遐思”为证。
至于《柳如是别传》的卷首和书写行进之中，何以插入众多著者的诗作，只要知道《别传》不是寻常的史学著作，而是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一种史著新体例，就不会感到诧异了。关于此点，拙稿《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对之析论甚详，读者便中不妨参看。而最早研究陈寅恪史学的余英时先生，不久前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的“书成自述”里，写下一段极富征验的话：“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28]可谓知者之言。
诗无定式，史无定法。“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自然包括传写之不足，则论议之，论议之不足，则感叹之，感叹之不足，则歌之诗之等等。《别传》卷前最后一首题诗的尾联云：“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则寅老为河东君作传不仅有预期而且有预见也。
八 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
世间凡读寅老之书者，知寅老其人者，无不感受到他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苦痛，而且哀伤的意味大于苦痛。按心理学家的观点，“哀伤”和“记忆”是连在一起的，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记忆”使得陈寅恪如此哀伤以至哀痛呢？说到底，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义宁陈氏一族的事功鼎盛时期，是1895至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当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湖南新政走在全国的最前面，梁启超、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邹代钧、熊希龄、皮锡瑞等变法人士，齐集右帅的麾下，以至于有天下人才都到了湖南的说法。改革措施不断出台，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成绩斐然。更有时务学堂之设、湘报馆之办、南学会之开，一时名声大震。义宁父子“营一隅为天下倡”的理想实现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