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生为学不离“释史”两个字，而“释史”的途径就是通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的“残余断片”，来重建历史事实真相的全部结构。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专著以及许多单篇考辨之文，无一不是如此这般“释史”的典范，而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真了解”。时贤于寅老释史过程所使用的“以诗证史”的方法著论较多，兹不赘论。仅就其“诗文证史”之“今典”和“古典”之学说，略陈鄙见。1939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撰写的《读哀江南赋》一文，最早提出古典、今典的概念。他在该文的开头写道：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籣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24]
又说：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25]
寅恪先生把“古典”和“今典”的义涵界说得非常明确，即古典是词句故实之所从出，今典是作者所经历的当日之事实。庾信《哀江南赋》结尾四句：“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前两句用汉李广家居时夜猎灞陵的古典故实，后两句用楚顷襄王太子完质于秦的故实，这对长期去国、羁留长安的庾子山来说自是贴切。但寅恪先生认为，此四句中尚有“作者当日之时事”即“今典”存焉。此即当后来周、陈交好之际，陈文帝之弟安成王顼得以还国，陈宣帝提出羁旅关中的庾信、王褒等“亦当有南枝之思”；而“子山既在关中，位望通显，朝贵复多所交亲，此类使臣语录，其关切己身者，自必直接或间接得以闻见”，所以赋中“犹是故时将军”，固然包含子山自己曾是故梁右卫将军的“今典”，“布衣”“王子”云云，也是对陈宣帝“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的回应。这样，庾信在赋中就不仅表现出自己的乡关之思，而且流露出归心之疾了。陈寅恪就这样通过对庾信《哀江南赋》的古典和今典的通解，重建了羁旅长安二十五年之久的庾信心理情境的历史真相。
《柳如是别传》对钱柳因缘诗所涉之古典和今典的辨认与疏解更具有系统性。寅恪先生在《别传》“缘起”章提出：“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又说：“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词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26]例如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中，有“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句，应与《玉台新咏》“歌词”二首之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及李义山“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有关，也与牧斋《次韵答柳如是遇访山堂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有关，又与牧斋《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之三“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以及钱氏《永遇乐》词有关等等。只有“循次披寻，得其脉络”，才能对钱柳因缘诗“真尽通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