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郭沫若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提出：“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最早引用这条材料的是余英时先生，他诠释为“是要用举国之力来和陈先生一人在史料掌握方面作竞赛”[21]。虽然英时先生提炼出来的这一历史图景，今天看来无疑是一幅深具讽刺意味的漫画，但历史图景本身千真万确是郭的原版，余先生并未对其做浓淡的皴染和增减的剪裁。
郭老是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他当时口出此语，可见陈寅恪史学功底的超常和不可比并。郭老原本是要大家通力合作一起来创造学术奇迹，结果却反证陈寅恪是不可动摇的史学奇迹创造者。
六 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
王国维逝世的第二年，有罗振玉编辑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付梓，五年后又有其胞弟王国华及弟子赵万里等编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问世，陈寅恪先生在为第二《遗书》所撰之序言里，把静安之学的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22]寅恪先生的为学方法自然也未“远出三类之外”，但他的独特处在于对吾国传统解释学的丰富与发挥，也可以说他一手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统。不妨先看看他为文本阐释设定的一种诠释理论，这就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提出的：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之目乎？[23]
这段文字中有三个关键语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了解之同情”，二是“窥测其全部结构”，三是“真了解”。“了解之同情”是今人对古人和古人的学说的态度，也可以叫作阐释的态度；“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是阐释的方法；“真了解”是阐释的目的。我曾说陈寅恪先生游学欧西有年，掌握多种西方文字，其受西学之影响自不待言；但其著述全然是中国作风，几乎看不到西学的痕迹。但此处讲阐释学的理论，其第二项关于阐释的方法，曰“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却无意中露出了西学的“马脚”。因“结构”一词，系出自西学原典，是西方解释学的关键语词，中国传统载籍未之见也。那么，怎样才能“窥测其全部结构”呢？寅老提出一特异的观点，即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这是我们在无论任何东西哲人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