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直承魏晋南北朝，寅恪先生认为其制度之渊源有三：一为北魏、北齐，二为梁、陈，三为西魏和周。而北魏、北齐一源，直接涉及胡化和汉化问题。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孝文帝拓跋宏锐意改革，语言、服饰、典制，一例以汉化为尚，虽遭鲜卑旧部反对，亦无退缩。其中尤以将首都自平城迁往洛阳一举，最为关键。此一过程，种族之矛盾固有，文化之冲突更为激烈。曾参与孝文律令改革的源怀，本来是鲜卑秃发人，但当其孙源师以看见龙星为理由，请为祭祀，当时的宠臣高阿那肱却斥责他说：“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对此一事件，《通鉴胡注》写道：“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污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寅恪先生详引上述史料，得出结论说：
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族深染汉化，源怀之参议律令尤可注意，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7]
此义经论述北魏洛阳新都的建筑风格，及东魏邺都南城和隋代的大兴（即唐之长安）所受之文化影响，然后寅老复申前此关于种族与文化的义谛：“故修建邺都南城之高隆之为汉种，计划大兴新都之宇文恺为胡族，种族纵殊，性质或别，但同为北魏洛都文化系统之继承人及摹拟者，则无少异。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8]而随后在证论高隆之对营建邺都所起的作用时，又续为申说；“观于主持营构者高隆之一传，即知东魏及高齐之邺都之新构，乃全袭北魏太和洛阳之旧规，无复种族性质之问题，直是文化系统之关系，事实显著，不待详论也。”[9]
至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开篇就援引朱子的言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此则提出：“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10]而在论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时，寅恪先生旋又以种族与文化的观点来诠释相关的人物，指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1]。他颇怀疑神州东北一隅的河朔地区是“一混杂之胡化区域”，里面汉化之胡人和胡化之汉人，同时并存。所以必袥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始得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直到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寅恪先生还念念不忘他探究隋唐制度渊源得出的这一关乎种族与文化的结论。因探寻钱牧斋陷入黄毓琪逆案而得免其死的因由，涉及辽东佟氏一族之家世及所受满汉文化的熏习影响，他重提旧案，再一次申论前说，认为在种族与文化的问题上，文化比种族要重要得多，并且对已往的研究作了一番梳理回顾：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于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勇武，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12]
由此可见陈寅恪的文化高于种族的观点，具有前后相通的一贯性，是深研中古史事的积年所得，而非披寻感发的偶然之见。他阐发的此一义谛，其要义是在于强调不同民族的同化与共存，主张文化可以超越种族，这在今天仍不失积极之义涵。
四 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