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我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什么“陈寅恪热”。但近年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这个特指名词的报刊引用频率日见增多，则是事实。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下面，以平日研习所得，对义宁之学的精神义谛稍作分疏。
一 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意识的历史学者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的旨归，就是他一生之中一再表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他在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1]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鱼藻轩，是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百年以降，异说异是，不胜纷纭。岂知寅恪先生在观堂逝后的第二年，就以为追寻“独立自由之意志”而“殉之精义”，对此一课题给以正解。事过二十四年，也就是1953年寅恪先生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情实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2]
《再生缘》在弹词体小说中所以一枝独秀，寅恪先生认为原因非他，而是由于其作者陈端生具有自由活泼之思想，并引申为论，提出“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的绝大判断。
而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吾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也可以说《别传》的历史写作的宗趣就在于此。所以他在《别传》的《缘起》章里郑重写道：“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明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阕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3]则《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即欲“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别是1953年与汪篯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加不容置疑。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往昔的学生汪篯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寅恪先生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如果让他屈就，他说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而所以如此，他是觉得唯有这样做，他的学术精神才能够得以坚持。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