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论钱柳因缘，有“三死”之说[149]，寓意颇深长。第一死为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牧斋谢不能；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如牧斋依河东君之劝，效陈子龙双双死节，则历史上的钱牧斋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就河东君一方而言，真正倾心相爱的是陈卧子，但不得不舍弃，而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主动访半野堂，当时牧斋五十九岁，卧子三十三岁，河东君二十三岁。顺治二年乙酉南都倾覆，河东君二十八岁，三年丙戌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岁，河东君二十九岁。顺治五年戊子牧斋遭黄毓祺案，河东君年三十一岁。寅恪先生说：“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150]随即进一步发为感慨：“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151]寅老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结尾有句：“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152]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人事无常，修短殊列，尚且不可逆料，况朝代递变、家国之兴废乎？
十
陈寅恪先生昔年论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并序》和《毛颖传》，尝赞其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并见。[153]今观《柳如是别传》，可说是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的文备众体的典范。既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人物立传的传记文学，又是借传修史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寅恪先生自创的一种学术新文体。如果说《论再生缘》是这种文体的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新文体的完成。《别传》稿竟说偈曰：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
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
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
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54]
可见寅恪先生对《别传》的文体特征早已了然于胸，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进行撰写带有自觉性。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再生缘》一文，亦每每谈到文章体例及思想与文章的关系。他称赞庾信《哀江南赋》在六朝长篇骈俪文中为第一，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在赵宋四六文中为第一。所以如此，是因为：“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155]妙哉“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这不是在自我概括《柳如是别传》这部大著述的史学特征吗？而“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不也是寅老学术理念和著述精神的真实写照吗？
庚午二月初一日于京华无梦斋初稿
庚辰摄氏四十一度之初伏改润竣事
[1] 陈寅恪《咏红豆》诗序云：“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参见《柳如是别传》上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2] 《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页。
[3] 《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之第二首题诗开首两句：“早岁偷窥禁锢编，白首重读倍凄然。”参见《别传》上册，第2页。
[4] 《柳如是别传》上册，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