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然明所感慨的，是西湖的盛衰和家国的兴亡；寅恪先生所哀叹的，主要是明清以来文化神州的沦丧，西湖不过是如汪氏的一叶“雨丝风片”小舟而已。《别传》第二章叙论河东君与陈子龙的关系，考证出卧子因河东君而病过四次，每次都有诗作寄怀，有的正好作于七夕之日。明南都倾覆后牧斋降清北迁，滞留燕京，也写有一首《丙戌七夕有怀》诗，同为怀念河东君，与卧子已有所不同。寅恪先生至为感慨，写道：“噫！当崇祯八年乙亥七夕卧子之怀念河东君，尚不过世间儿女之情感。历十二年至顺治三年丙戌七夕，牧斋之怀念河东君，则兼具家国兴亡之悲恨。同一织女，而牵牛有异，阅时几何，国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133]
特别是《别传》卷前和穿插于具体篇章中的一些题诗，尤集中表现出寅恪先生的家国之思与兴亡之感：
如花眷属惭双鬓，
似水兴亡送六朝。[134]
红豆有情春欲晚，
黄扉无命陆终沉。[135]
推寻衰柳枯兰意，
刻画残山剩水痕。[136]
明清痛史新兼旧，
好事何人共讨论。[137]
兴亡江左自关情，
远志休惭小草名。[138]
好影育长终脉脉，
兴亡遗恨向谁谈。[139]
佳人谁惜人难得，
故国还怜国早倾。[140]
兴亡旧事又重陈，
北里南朝恨未申。[141]
这些一咏三叹的诗句，一方面可见出《别传》作者的史笔诗心，另一方面反映出寅恪先生的家国兴亡哀痛之思是何等强烈。“辨兴亡”[142]，是史家的职责；兴亡感，是史家的良心。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说《柳如是别传》一书，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大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责任、史学观念、史学精神和治史方法，恐怕没有详读过此书的同道会提出反证意见。
九
至于明清递嬗、家国兴亡的原因，寅恪先生无意在《别传》中作刻板的探讨，或用一个现成的公式给以抽象的说明，而是唯唯否否，把答案留给今天并后世的读者。请看他的论述：
呜呼！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然终无救于明室之覆灭，岂天意之难回，抑人谋之不臧耶？君子曰，非天也，人也！[143]
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只是循史家之惯例在“究天人之际”，并没有对问题本身做出回答，他也不想做出明确回答。明清史事纷繁，党派襄夺惨烈，门户怨毒深重，内忧外患频仍，各种矛盾交织，终酿成甲申之变与乙酉之变。历史是已发生之事实，史家无须设想历史上某人某事如不出现将如何。况且国事如同人事，偶然因素缠绕其中，利弊得失，简错百端，甚难言也。史识如寅恪先生，在缕陈史事的同时只叹兴衰，不作解人，正复情理之常。
不过，寅恪先生执着地认定，历史上朝代的兴衰、政权的更迭，是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后面的果，有前面的因。兴亡之事，有以渐也。明之亡与清之亡，都是如此。可哀痛者，在于当世之人不明此义，常常杯酒欢歌中已酿成大祸。《别传》第一章，自述著书缘起尝言：“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144]达世知变的历史直觉，早在童幼时期，寅恪先生即已蓄萌而成。所谓史学天才之因子，固成因于前学问阶段，应非虚言。以释证陈柳、钱柳情爱因缘的有关诗作为撰述重点的《柳如是别传》，征引的南国胜流的作品，多到不知凡几；但其中寅恪先生最重视的我以为是河东君的《金明池·咏寒柳》一词，题旨需要，特全文引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