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世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虽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对他个人没有太大影响。主要是后来他又当了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漩涡里面去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签了条约，采取优待清室的条件，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我们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会知道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很好。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的大门槛不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锯断了。为了好玩，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之博士，胡适也称他为“皇上”。这样的悠闲时间不短，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突然把他赶出宫。
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1923年4月（农历三月）下的“诏旨”。年初（农历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后就“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王国维做事很认真，事情虽然不多，他愿意尽到自己的职责。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受宠若惊，认为是“异遇”。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王国维极为痛苦，对当时的政治状况充满不满。而且在宫中遇到诸多的人事纠葛，以致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
此时，王国维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便产生了矛盾。虽然他是一个纯学者，但还是跟政治有了无法摆脱的关系。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重矛盾——学术和政治的矛盾。他后来自杀，与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关系。
九 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
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你跟社会的变化是采取相一致的态度，顺时而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有人比较顺利，社会往前走，他跟着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压根儿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也许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旧东西的新的装扮。这一点，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到元稹的时候，有专门论述。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一种是不合时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王国维显然是那种“贤者拙者”。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所以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他非常痛苦，痛苦得当时就想自杀。这在中国传统道德里面，叫不忘“故国旧君”，是文化知识人士在特殊境遇下的一种节操。
十 个体生命的矛盾
也就是生与死的矛盾。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个普通人，年纪大了，最后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但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所难免。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五十一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我说“了不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过去在传统社会，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气，投井自杀了，这类例子不少。但这是一种被迫的一念之下的情感发泄，不是理性的自觉选择。但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大的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能采取一种自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很复杂，讲起来需要很多笔墨。我把王国维最后的自我选择，称作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