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哲学，喜欢康德，喜欢叔本华，喜欢他们的哲学。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大都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哲学上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系统，或者如美学上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如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种情况，在常人是不可能有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产生这种内心体验和学理选择上的矛盾。
七 新学与旧学的矛盾
王国维一开始是完全接受新学的，学习日文、英文、德文，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西方美学，翻译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著作。他做了大量把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术工作。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后，他的学问的路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而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局的，他比较赞成在原来的体制下维新变法，不赞同革命。所以辛亥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和王国维一起，移居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地方，后来罗振玉自己还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新居里，取名为“大云书库”。罗藏书多，收藏富，特别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的收藏，相当丰富，据称有50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乎近十年的时间。王国维1916年先期回国，住在上海，但有时候还要去日本，往返于中日之间。
就是在日本这六七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的丰富的收藏，成了王国维学问资料的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就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国的古代经典，才是出路。在时代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往深里走，很容易进入到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这在个人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后来成为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跟这六七年的钻研有极大关系。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那些文章，都收在《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两本书中。有一个说法，说王国维去日本时，带去了一百多册《静安文集》，听了罗振玉的话后，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书，认为是罗振玉造的谣，其实是误会王国维也误会罗振玉了。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和历史文化，长期抛离了文学。我就有这样的体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可取，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烧虽然没有烧，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这也不是对文学的偏见，也包括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喜欢探求历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欢文学的“浅斟慢饮”，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当然年龄再大些，学问体验再深一步，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空缺了。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京都以后烧过书，这个事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学问道路上，发生的新学和旧学的矛盾。前期是新学，后期又归于旧学，主要是古史、古器物的研究。这个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这是王国维的又一重矛盾。
八 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