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少读乐天此诗，遍检佛藏，不见所谓《心王头陀经》者，颇以为恨。近岁始见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贰肆柒肆，《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卷上，五阴山室寺惠辨禅师注残本（大正续藏贰捌捌陆号）乃一至浅俗之书，为中土所伪造者。至于《法句经》，亦非吾国古来相传旧译之本，乃别是一书，即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贰仟贰壹《佛说法句经》（又中村不折藏敦煌写本，大正续藏贰玖零壹号），及巴黎国民图书馆藏伯希和号贰叁二伍《法句经疏》（大正续藏贰玖零贰号），此书亦是浅俗伪造之经。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30]
此则寅恪先生以己身直接接触到的佛教经卷，来反观称颂此经卷的古人之佛学造诣究竟是何种程度，应该是最可信赖的参证方法了。此是实物原存为证，又经对佛教经典研究有素的慧眼之审鉴，纵元白在世，亦瞠目无以为对了。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研究者本人必须对遗存原典有广泛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敢于下判断。
可以与此相连类的是，陈寅恪先生还发明一种以后世作者的成句，来解释前人诗赋的方法。比如用杜甫来解释庾信。庾信《哀江南赋》结尾处有句：“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其中“无赖子弟”是何所指？庾集倪璠注认为，系指代梁而建陈朝的陈霸先。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认为是子山“追咎武帝不能豫教子弟而乱生”。寅恪先生认为，两者均非“真解”。他顺手引来杜甫《咏怀古迹》诗第一首的“羯胡事主终无赖”句，指出杜诗之“羯胡”系指安禄山，庾赋之“无赖之子弟”则是指侯景。前面所引庾赋的前四句的意思是，梁武帝以享国最久之帝王，而用无赖之侯景，卒致丧生失位，尽弃其江东之王业。寅恪先生归结说：“《哀江南赋》必用《咏怀古迹》诗之解，始可通。”他称此种阐释方法为“以杜解庾”[31]。
“既解释文句又讨论问题”：阐释的思想向度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援庵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所写的序言里，对清儒治经的方法所做的批评，前已引述。不过寅老在批评的同时，还提出了一项重要的阐释学的学理问题，这就是解释文句和讨论问题两者的关系为何。他说：
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不振也。[32]
清儒治经的“夸诞者”可无论，其“谨愿者”也只是“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如此刚好和陈氏解释学相反，寅恪先生的方法，是“既解释文句，又讨论问题”，而且主要是为了讨论问题才去解释文句，所以陈先生的学问是有文化生命的学问，他不是寻常的历史学者，而是研究历史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