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者收取战败者之珠玉财宝车甲珍器，送于战胜者之本土。或又以兵卒屯驻于战败者之土地。战胜者本土之蔬果，则以其为出征远戎之兵卒夙所习用嗜好之故，辄相随而移植于战败者之土地。以曾目睹者言之，太平天国金陵之败，洪杨库藏多辇致于衡湘诸将之家。而南京菜市冬苋紫菜等蔬，皆出自湘人之移种。清室圆明园之珍藏，陈列于欧西名都之博物馆，而旧京西郊静明园玉泉中所生水菜，据称为外国联军破北京时所播种。此为古今中外战胜者与战败者，其所有物产互相交换之通例。燕齐之胜败，何独不如是乎？”[25]
寅恪先生的阐释简直妙绝，连生平闻见所经历的知识掌故一并招引进来，让大家一起来佐证，说明“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无非是燕国蓟丘的植物，随着留徇齐地的燕国军队，而移植于齐国的汶篁而已。汶即汶水，齐国的一条河流；篁是竹田的意思。
作为“参证”，寅恪先生又引《齐民要术》“种枣”条为例：“青州有乐氏枣，肌细核小，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父老相传云：乐毅破齐时，从燕齑来所种也。”[26]此条材料为寅恪先生所援引，进而证明其对“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句的解释妥帖无误。而且在文法上，《乐毅报燕惠王书》此句的前面的文句为：“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27]。“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句，正好与“故鼎反乎磨室”句是对文，因此寅老的解释不仅于词义，于文法句式也无减无增，恰到好处。为此寅恪先生进而申说道：
夫解释古书，其谨严办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不可仅于文句之间，反覆研求，遂谓尽其涵义也。[28]
此一阐释方法，虽曰“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初看似不难掌握，但究其实却并非易事。所难者，在“旁采”的两目，就是“史实”与“人情”。“史实”易明，试想如果不引证《齐民要术》的“种枣”条，说服力显然会有所减弱。而太平天国领袖们使用的轿子为湘军将领所获，南京的冬苋紫菜原系湘人所种，北京西郊圆明园的水菜竟是外国联军所植等等，这些“史实”都是作者所“目睹者”，一起拿来作为“参证”，立论便不容易被置疑了。
但何谓“人情”？考据学是需要汰除情感因素的干扰的，谨严如寅恪先生难道不在意此一学术纪律？寅恪先生说：“盖昌国君（乐毅攻入齐之临淄后，燕昭王亲至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遂为昌国君——笔者注）意谓前日之鼎，由齐而反乎燕，后日之植，由燕而移于齐。故鼎新植一往一返之间，而家国之兴亡胜败，其变幻有如是之甚者。并列前后异同之迹象，所以光昭先王之伟烈。而己身之与有勋劳，亦因以附见焉。此二句情深而词美，最易感人。”[29]呵呵！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人情”，原来是历史叙述中的当事者的“人情”之常，亦即乐毅向燕王报告：“故鼎反乎磨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正是以“前后异同之迹象”，颂先王之伟功及自己的勋劳，此即用来“参证”解释文句的“人情”是也。
说到以“史实”与“人情”作参证，笔者想到了陈著中另外一个例证。《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释证元稹“艳诗及悼亡诗”，发现元、白二人对《法句经》和《心王头陀经》颇感兴趣，比如白居易和元稹《梦游春》诗的结句为：“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且自注云：“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白氏自己的诗里也有句：“心付《头陀经》。”陈寅恪先生针对此点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