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老所陈述之阐释态度，亦即章氏“论古必恕”的态度，妙在章氏不以“宽容”一词与“恕”相混淆，而以“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给以说明，此与寅恪先生同曲同工矣。不同的是，寅老给出的总括概念为“了解之同情”，故引来“对待艺术品般的欣赏态度”一语，使得“恕”“同情”“设身处地”，均得入径之着落。只有秉持这样一种态度，才有条件批评古人学说的是非得失，而与任何一种超越时代环境和作者条件的苛求前贤的作风划清界限。
但陈寅恪先生接着便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5]这是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以今例古”，实即将古人的思想现代化，故以“恶习”称之，然而这又是时人最易犯的毛病。其结果是：“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6]对冯友兰所著之《中国哲学史》，他所以郑重予以推荐，原因之一就是冯著划开了古今的界限，没有把古人现代化，对古人的立说大体采取了“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他希望通过出版冯著，能够矫正当时学界的令人“长叹息”的“附会之恶习”，特别彼时的墨子研究，此种风气显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是阐释学的一绝大判断，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今之学人对古人著述所应采取的态度，此说在他的阐释学的结构中起精神柱石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对待古代著作和古人著述立说的这种态度，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之中。《元白诗笺证稿》对元稹的评价是其显例。由于元稹一生数娶，对青年时期的恋爱对象“崔莺莺”始乱终弃，自己非但不愧疚，反而写成《传奇》，以所谓“忍情”说为自己辩护，其为人巧宦热中，无以复加。如果不了解唐代贞元以后的社会风俗，以“今”例“古”，或以“后”例“前”，对绝代才华之微之除了诟病已无所取长矣。
但由于寅恪先生对唐代仕宦制度和社会风俗文化有独到的研究，为他衡人品文提供了可以取信的历史依据。盖唐代自高宗和武则天以后，世风实起一极大变化，即“此种社会阶级重辞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乃至进士科亦为“浮薄**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7]。所以唐代娼伎文学发达，显宦高官以及文人学士概莫能外，倘不拥伎自炫，便无社会地位，即以道学自命的韩愈亦在所不免。故杜牧的《感怀诗》有句：“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8]这种情况，不明唐代风俗者，无法与言。寅恪先生在大量引证有关唐代社会风俗的史料之后写道：
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此类例证甚众，且为治史者所习知，故兹不具论。但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其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