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纸谱”卷，每每会诱发人对纸的惜物之心与对风雅的赞叹：“荆州白笺纸，岁月积久，首尾零落，或间缺烂，前人糊榻，不能悉相连补。”看来宋以前，作为四大发明的造纸工艺还是比较粗糙的。
纸贵如晋时，陶渊明的曾祖陶侃献给晋帝笺纸三千张；王羲之任会稽令时，谢公从府库申请九万张笺纸赠送给他。西晋的陶家，东晋的王、谢两家，恐怕将东西两晋的上好笺纸一网打尽了。即便到了宋代，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普及，私刻印书是一道时尚风景，米芾拳拳纸情，亦非纸不画，可见笺纸之金贵依然时尚。
有评价说《书房四谱》文辞藻丽，没办法，那不过是才子必备的小技。这种知识入门的文字，唯文采，才能尽显“文房四宝”的雅致。作为书房里的清供，给《书法雅言》“陪读”，真是项穆的好运。
家有长物的启示
形而上地看，一部《长物志》谈的都是“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皆身外多余之物。但还有“长”，“长物”之长，是指附着于物体上的精神质量，是对物体的审美限定。所谓“家有长物”，并非所有的凡物皆可登堂入室，而是要严格筛选。文震亨给出了十二项，将“入品”的“长物”，设置于厅堂、书房、起居室、卧房，甚至室外的曲廊水榭间，每一项都是中国文人的心灵抱枕，皆可安顿一颗居家之心，可作心灵清供。在润物细无声的生活经验中，生成惜物敬重的习惯。“长物”还有另一层可爱，那就是它可以普及为美育之津梁，风化社会的道场。
就像无法收藏生命一样，我们也无法收藏时间。幸亏我们有了“长物”意识，忠诚于时间之善，将生命的创造收藏起来。
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写《长物志》，信手拈来，得益于他家藏丰厚，有近水楼台的优越。寒士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对诸般“长物”也如数家珍，就连“性灵派”的创始人之一袁宏道，都要放放手里的“宏道”大学问，去写一部《瓶史》，谈谈他对插花艺术的主张。一句“斗清不斗奢”，就知他是插花行里的雅人。插花是小乐之乐，却是顺手之乐，方便怡情之乐。人不可能每日都倾力高山流水之大乐，所以，袁宏道给自己的书斋题名为“瓶花斋”，而不是“性灵斋”，抑或“华严斋”之类，在瓶花斋里小乐即可。陈眉公称他为“瓶隐”，可见“性灵派”对“长物”的执着。
一年皆是好景致
写《瓶花谱》的张谦德，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张丑”，想必绘画鉴赏界皆知其雷声隆隆，所著《清河书画舫》，在绘画艺术史上是一座界碑。除了书画，他还喜欢生活中的各种“长物”，在《瓶花谱》里装点配饰。他还很认真地写了一部《茶经》，以弥补他认为的茶界遗憾；袁宏道也很认真地写了一部《觞政》，意图补偿酒文化的缺憾。
高濂是一位生活美学的杂家，或者说是艺术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北京鸿胪寺工作了一阵子，因外交礼宾司的应酬索然无味，便辞职回杭州隐居去了。就在西湖，他每日烹茶煮字，写了不少好文。也许有人不知高濂，但只要请出他的拿手好戏《玉簪记》，你还来不及拍脑门，就再一次乖乖进入剧情。尽管这出爱情喜剧已经唱了七八百年，获奖无数，我们依然对它有种历久弥新的陌生惊诧感，就像今日追剧《牡丹亭》。
明代万历年间文艺气象风调雨顺，孕育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文艺巨人。仅戏剧舞台上，就有魏良辅、汤显祖、高濂、沈璟、徐渭、张岱、李渔等这般锦绣人物，他们比肩喷薄，启蒙了那个时代，万象生焉。他们与莎翁生逢同代，风月同天。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啊？为什么山川异域却都流行戏剧？因为那是一个人类精神发展同步的时代，性灵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象征，人们为之狂欢的人性指标或人文数据，已经给出了文艺复兴的节奏。只可惜汉文化在它达到了最高峰之际，突然被北来的马蹄硬给带出一个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