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化过来，内心深处残存的原始性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一个好人到底该怎么定义？我们可以按照中国的传统理论王阳明心学来探讨。王阳明一开始遵从朱熹的理学思想，但后来他力求格物致知，几天几夜对着竹子，也没格出东西。再后来王阳明龙场悟道，他忽然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理不是在外面，理在内心。他认为人心深处最根本的东西是良知，要致良知。就像孟子讲的恻隐之心，看到几个小孩在井边玩，人为什么会紧张？因为人心向善，有良知。王阳明看到生活中有很多人不善，因为他们的良知被遮蔽了，被现实的很多欲望、利益遮蔽了。人为什么要去寻求理？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去挖掘善。王阳明肯定了一点，这世上好人和坏人不是按照行动区分的，而是取决于内心的善恶，所以人生的任务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挖掘出善念，然后去实践。没有实践就等于无。所以，“好”有实践性要求。在实践里，我们可以掌握一个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线。
现代社会的起点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大的要点，就是释放了人的欲望。欲望释放出来后，人性变得空前多样化，去除了原罪，人因此变得很复杂。今天我们只能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只能在相对性里判断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换一个场景，对好坏的判断可能就颠倒了。
现代社会对人好与坏的判断标准很难界定。有的标准适合从国家角度考量，而不能从个人视角出发。例如俄国的彼得大帝看到国家的落后，硬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带领俄国学习西欧走工业化之路。彼得大帝带着大臣们去欧洲考察，到了荷兰看荷兰人怎么造船，到了英国看英国人怎么造机器，到了法国看到法国人拔牙居然还有麻药、器具，他很感兴趣，专门学了好几天。据说他回俄国后上朝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大臣把嘴张开，为他们一颗颗地拔除坏牙。坏牙齿、麻药终究有限，但他越拔越上瘾，不用麻药，好牙也拔，大臣们上朝简直是受刑。很多反对他搞改革的大臣，都被他抓起来砍头，有时候刽子手一砍就是几百人。彼得大帝坐在椅子上看着大臣被砍，居然感觉很过瘾，自己竟亲自拿起斧头上阵。这么一个残暴、凶狠的人，在俄罗斯历史上被全民族公认为最伟大的君主，他带领俄国走向了现代，开始了俄国现代化的转型之路。对民族来说，彼得大帝是一个大好人，他的所作所为是巨大的善行。
凯鲁亚克写的《在路上》，里面那些人多么荒诞，男男女女混居，性开放，不负责，但为什么这本书是名著，成为宣扬青年文化的楷模？因为它瓦解了中产阶级在二战之后形成的铁板一块的守旧思想。它用一种反叛、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力来使人对价值进行反思。这些人是毁灭的一代，他们通过自己的毁灭，来宣告一个铁炉社会是可以冲击的。这就是韦伯所讲的，近代社会从新教伦理开始，合理性地把整个世界效率化了。像流水线里无限细化的分工，一个人只需做一个简单的动作，不用再耗费精力去学习别的手艺，这样的效率最高，但这样实现标准化，导致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成为单面人。农民还是全面的人，耕地、种菜、养猪、盖房，流水线工人只有一个简单的重复劳动。现代工业的发展，效率极大地提高，都是建立在对人力巨大压缩的基础上。这是历史的进步，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升了，但是具体到每个微观层面的人身上，又是特别地异化、卑屈。阿瑟·米勒的戏剧《推销员之死》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一个人做汽车推销工作，他感觉很自豪，因为他是全美国最优秀的汽车推销员。但到了晚年他才知道，自己完全是个工具，老了没有价值就被踢出去，成了弃子。
这是历史的巨大悖论，我们处在这样的悖论里，到底如何寻求有价值的人生？一个好人的职责在于去寻求自由之路、解放之路，而这在现阶段又是一个特别大的难解之题。
在现代社会，如果出现了像彼得大帝一样的人，以对民族巨大的善来推行恶，这样一种凶暴的风格，到底是善还是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都知道一种艺术形式——涂鸦。它从俄罗斯开始流行，最初是一种破坏性很强的事物。在巴黎和伦敦，人们晚上偷偷潜入地铁基地，涂满所有地铁车身，导致第二天出站的地铁列车上全是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涂鸦。伦敦政府每年要花上亿英镑清刷地铁。但最后涂鸦变成一门艺术、一种个性表达，变成青年文化的标签，后来发展到很多美术馆要收藏青年人的涂鸦作品，但这些人坚决不同意，他们宁愿保持那种野性。
今天我们所谓的“坏”可能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差异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异文化，具有反叛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能容纳那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过程。
有一次我去同济大学看昆曲演出，进校门后，对面走来一个特别文秀的女大学生，衣服色系朴素，举止文雅，很有民国时代女学生的气质，让人不禁感慨，真是学子典范啊！然后在距离我不到三步路的地方，女学生突然掏出一根烟，点火吸起烟来。因为小时候我对抽烟女性形成的印象多是女特务之类，或是这样那样不好的类型，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多元、多元、多元”，要抱着欣赏的态度看人。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只用传统的好人观念来定义人，这在现代社会里是非常不宽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