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作为文化学者，或者稍微有点责任的媒体，应该怎么注意社会阶层问题呢？
A：我主张对事不对人。中国是叠层社会，有古老的农业文明，有工业化文明，还有后现代文明，这种文化叠层不可能一刀切下去，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行事只能对事不对人。做新事特别强调建设性。现代社会有很多分散出去的领域和空间，需要大量专业的、有技能的、有特性的人，一点点聚合，不断分工细化。我们需要做的是撇开意识形态，看事情本身如何。比如我们国家高铁运营的总里程超过了4万公里，高速公路的运行里程超过了16.8万公里，交通网络重建了城市，中国人的空间格局也变了。以前我坐绿皮车从上海去昆明需要63个小时左右，人的大部分时间耗费在路上，国土的联结很松散，现在我去昆明只需要12个小时，国土间的联结紧凑了，更关键的是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还可以通过通信网络销售出来，原来大门不出的傣族妇女也可以做生意了。当初孙中山先生“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尽其流”的理想，已经有条件创造出来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创世纪的时代。但现在的创世纪形态是倒置的，我们先有了物质建设，而真正的创世纪是先有光、思想和意识。我们当代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个体很有价值，但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价值存在，因为大家忙着买房、买车，压力大得一塌糊涂，苦得很。这一代人有其巨大的历史价值，但个人还感受不到。所以，从我个人来说，要打通个体和时代的封闭性，在这个过程里，给个人赋能增值，把他的价值释放到最应该释放的地方。
Q：老师您多次提到，有条件的人应该去游历，那没有条件的，该怎么做呢？
A：一个家里很穷的人，上学不容易，学成后他要进入社会挣钱，这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伦理性问题，我们要有一条基准线来衡量。人首先要达到一定的生存线，获得最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以人为本的考虑，不是单纯地挣钱。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先达到生存线再说。
社会突出的问题是，温饱线之上那些人的选择，非常标准化。这些人的生活结构里，文化投入比例多少，旅行投入比例多少，学习投入比例多少，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投入多少？电影、文学、艺术、音乐、话剧，这些创造出来的内涵非常丰盈的东西，又有多少投入比例？我们国家现在最消耗家庭财富的是房产。我们今天不主张革命，不说彻底改变，但如果每个家庭肯拿出相当于4平方米房子的基金做文化消费，那国家将不得了，它的衍生产值会特别高。看电影的人多了，买书的人多了，小众就会变成大众。人以群分的时候，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播，就对上了，投入少的话，很多东西的价值就发挥不出来。我们现在强调渐进地变，一度一度地来，最终180度彻底转变。
中国在全世界最大的优势，就是人。穷的时候，人是负担，但现在我们人均GDP1万多美元，人已经不是负担了。中国最大的强项就是人气。我在上海最不怕等红灯，反而很高兴，因为我喜欢看车，通过观看各种各样的车，我觉得中国太有希望了。为什么有希望呢？因为我看有的车设计得那么丑，居然还有人买。中国生产的东西，只要做出来，就会有市场，就会有一定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