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从拍外景开始，像张彻先生来拍《金燕子》，我不是整部戏参与，就是外景部分罢了。从那里学起，一直学，跟这些工作人员打好关系以后，我就开始自己拍戏。我跟邵先生讲，你们在香港拍一部戏要一百万，七八十万，我这里二三十万就给你搞定了，你们拍戏在香港拍要五六十天，我这里十几天就给你搞定了。那时候是越快生产越好，因为工厂式的作业，所以他也就听得进去。他说那你就拿这笔钱去，你就去拍，那么我就在开始在日本拍香港戏，请了几个明星过来，其他工作人员都是日本人，拍完了以后就把它寄回去，就在香港上映。所以在东京拍香港片子就算是外景，也不能够拍日本外景，都要拍得很像香港，模仿香港，所以看到富士山也把它剪掉了，不拍的。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但我必须要掌控全局，没别的办法，就学，学习的过程从犯了很多错误开始，但犯错误不是坏事情。
我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求很高，所以我曾经一度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炒了鱿鱼，只剩下我一个，重新开始组织。就是因为拍一部片子的时候，他们太慢。
没人了也没关系，再去组织就是了。
但这件事给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要炒人的话，从炒一两个开始，不要通通炒掉。
我对人对己都要求很严，尤其是自己，要从自己开始。
合作的那么多导演，都是一些很以自我为中心的怪物。没有一个我喜欢的，我都很讨厌他们。
如果让他们来评价我的话，他们会说中午那顿吃得很好。
那是香港电影最最好的时候，因为忙碌，不断地有戏拍。因为每部戏都卖钱。
但是也会困惑。因为没有自己喜欢的题材、喜欢的片子，像我跟邵逸夫先生讲，我说邵氏公司一年生产四十部戏，我们拍四十部戏但是其中一部不卖钱，但为了艺术为了理想这多好。这是可以的，你们四十部中间一部你可以赌得过的。
他说我拍四十部电影都赚钱，为什么我要拍三十九部赚钱，一部不赚钱？我为什么不拍通通赚钱的？那么我也讲不过他，结果就是没有什么自我了。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把工作完成，没有说自己想拍些什么戏，就可以拍，所以如果谈起电影的话，我真的是很对不起电影的。我对我这段电影的生涯，不感到非常骄傲，我反而会欣赏电影，我欣赏的能力还不错。我做监制的时候我就为工作而工作，常常人家批评我，他说你这个人，你到底对艺术有没有良心？我说我对艺术没有良心。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说我有，我对出钱给我拍戏的老板有良心，因为他们要求的这些，我就交货给他们，我有良心的，我不能够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辜负的人家，拿了这么大的一笔钱，让我来玩，我玩不起。
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
但是没有后悔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你现在没有得玩，现在拍电影，好像大家都愁眉苦脸痛苦得要死，我很会玩啦，我会去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当年最好的酒，当年最好的一桌子菜，我都把它重现起来，女人我会重现，让她们穿最漂亮的旗袍，这些我会很考据的，把这部戏拍起来，在拍的中间，我很会玩，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被这个时代推着，你不给我别的机会，那我就从中找到别的乐趣。
我经过这种失意的年代，那时候我就开始学书法。三十几岁吧，有一段时间很不愉快，不愉快，我就学东西了。
我学书法很认真地去学，书法和篆刻，刻图章，现在还可以拿得出来，替人家写写招牌。
内心是会郁闷的。当然郁闷时间很短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在书上也写过，干了四十年电影，原来我不喜欢干电影这行。
因为我喜欢的是欣赏，看，我不喜欢参加在里面，但是我会把自己变成一些大的玩具，就好玩，对自己的人生也有帮助，现在我欣赏电影就好了，不要再去搞制作，制作很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