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生点小毛病，去找了一个西医看，他向我说，没有什么要紧，叫我去买点大黄吃。我买了大黄回到家里，碰巧一位儒医朋友来了。他是和我很要好的，见我拿着大黄回去，他就问我为什么要吃大黄，又问我是找什么人看的。我一一地告诉了他，他那时还我的一副脸孔，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无异于向我说：“西医也用中国药！”他一面好像感到可以骄傲，一面就更看轻西医。然而我总有这样的偏见，就是中国药，儒医叫我吃，我实在有九分九不敢去试。我很懂得中国医生用的药，很有些对于病是具有特殊的效力的。然而它为什么有那样的效力？和它治的病有什么关系？吃到肚里是点什么作用，所以将病治好？这总没有人能够规规矩矩地用人话回答得上来。我哪里肯将我的生命去尝试呢？
人家也常常这样说，中国医生是靠经验，几代祖传儒医的所以可靠，就是他不但有自己的经验，还承受了他的祖宗的。所谓经验，不过是一些特殊事实的堆集。无论它堆得怎样高大，总没有什么一贯的联系，这要普遍地将它运用，哪能不危险呢？倘使中国的儒医，具有一种抽象的能力，对于他们所使用的灵方，能够找出它的所以然的原因来，这不但可以对于治病真有把握，而且也就随时可以得到新的发展！
像数学那样缺少一般的所谓实用价值的东西，像指南针、瓷器那样的最切实用的东西，又像那医药人命攸关的东西，无论哪一样，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大家只靠着祖传和各自的断片的经验去弄它，老实说，真有些费力不讨好了！这些哪一件不是科学的很好的对象？自然，我们尽管叫喊着提倡科学，提倡科学，科学终于不曾提倡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脑子有一点什么缺陷吧！
话说得有点语病了，也许要得罪人，须得补足几句。所谓脑子有一点什么缺陷，不是说中国人的脑子先天地就不如人，不过是说，后天的使用法，换句话，就是思想发展的路径，有些两样。倘然大家能够转过方向，那么，我们的局面也就会大大改变了！
因为我们的缺乏抽象力，不但系统的科学、系统的哲学不能产生，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也吃尽苦头！最显明而容易见到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很少能从事实得到教训，让我们有一两条直路走。别的姑且不提，单看我们这十几年来过的日子，和我们在这日子中的态度。甲军阀当道，我们焦头烂额地怨恨他，天天盼望他倒下来。乘这机会，乙军阀就取而代之，我们先是高兴，高兴有不焦头烂额的希望，但不到几天乙就变成甲的老样子。免不得我们还只好焦头烂额地怨恨他，天天盼望他倒下来。乘这机会，丙军阀又取而代之，老把戏换几个角色又来一套。这样一套又一套地，只管重演，我们得到了什么出路没有呢？
多么有趣味的把戏呀！啊！多么有趣味的把戏呀！乙军阀、丙军阀，难道他们真是那样地蠢，全不知道甲军阀、乙军阀所以会倒的原因吗？我们为什么又这样地呆，靠甲不行，想靠乙，靠乙不行，又想靠丙呢？原来乙、丙是这样想的，他不行，我和他不一样，所以他会倒我总不会倒。我们对于乙、丙，也是这样想的，甲不行，乙、丙比他总好一点。行！好一点！从哪儿看来的！为什么我们不会想一想，军阀有一个共通性格，这性格，对于他们自身，是叫他们没有久长的寿命，对于我们就叫我们焦头烂额！无论什么人只要顶得上军阀的帽子，那共通性就像紧箍咒一般套在他的头上，他就会叫人焦头烂额，叫自己倒下来。
我们没有充分的抽象的力量，我们不能将一些事实集在一块，发现它们的真正的因果关系。因而我们也找不出一条真正的趋吉避凶的路！于是我们只好踉踉跄跄地彷徨！我们只好吃苦头，一直吃下去！
我们吃苦头，若是已经够了，那么，好，我们就应当找出那所以吃苦头的真实的、根本的原因。然而要发现这个，全靠我们的思想当中的抽象力！这是怎么地不幸呀！偏偏我们很缺少它！
[14]打交涉：今作“打交道”。
[15]宁馨儿：原意是“这么样的孩子”，后来用作赞美孩子的话。
[16]费马大定理在被提出后，经历了一代又一代数学家的研究，终于在1995年被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证明。
[17]二百来往年:今作“二百多年来”。
[18]此处为作者所处时期的人口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