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4日，春节前夕，在与疾病顽强搏斗了910天以后，我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我出院了。出院那天，我久久注视着我住了将近一年半的病房。这间病房记录了我的多少经历和体验，在这间小屋里留下了死亡对我的邀请，留下了妻子要求离婚后我的痛苦。我曾多少次趴在窗台上，看外面的世界，看那些健康的人；我曾多少次在内心生起离开这小屋的愿望。然而，真要离开时，我又那么留恋，就像鲁滨逊行将离开那个小小的荒岛一样。我知道，这小屋与我的感情有了斩不断的联系，但我终于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出了小屋，因为我还要面对未来的生活，我还要去接受新的挑战。主任、医生、护士们都来向我祝贺，他们一直把我送出病区大门。910天中，他们不知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付出多少辛劳，现在他们又一次次地叮嘱我，祝福我。我向他们深鞠一躬，走出了大门。我突然感到心底发酸，一股热泉从心底涌进眼眶。我不知道我留下了什么，带走了什么，说不出心里是苦是甜，我只是克制着没让那股发自心底的热泉从眼中涌流出来。
当我被妻子送回我父母家里时，我站在亦喜亦忧而显得恍惚的父亲面前时，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环顾我的周身，只有一只皮箱，里面装着我的几套军装、一床被褥，此外一无所有。17年前我参军离家时，只带了一只网兜，里面除了洗漱用具和一包糖、几个苹果外，就再没有其他东西了。17年后，当我再次只身回到父母身边时，依然如故——只是我已由一个活泼健康、充满美好理想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饱受病痛摧残、满脸胡子的大人了。历史竟会是这样，17年不过是一个圆，最终我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不久，父母及哥哥、弟弟们知道了我将离婚的事情。他们是通情达理的，没有谁指责什么，只有当夜深人静时，可以听到从尚未睡着的父母房间里传出几声深沉、伤感、悠长的叹息——那是为了我及我的将来。我把何时离婚的决定权交给了前妻。全家人都在为我担忧，不但家人如此，部队领导在得知我的情况后，立即专门赶到我家，带来了全体同志的关心，询问情况。部队党委也专门召开会议，一致同意一定要保护我，尊重我的意愿，保护我的健康，并多次派专人去我前妻处做调解说服工作。部队领导尽了最后的努力、最后一次劝说调解无效后，对我说：“子秀，要相信自己，多保重吧，同志们相信你！”
我的事情不但给全家人心头蒙上阴影，同时也对母亲的身体产生了影响。由于为我忧虑，母亲的心脏病复发了。1986年6月12日，母亲终于带着放不下的心事离开了。
我的又一根精神支柱折断了。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在吞噬着我，强烈的内疚使我无法安定。我想到了死，要去寻找我的母亲，那太容易了。我不止一次地独自徘徊在街头路旁，看着满天的星斗，看着天空中的小鸟，看着那些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的孩子……
我的生命已不仅仅属于我个人，那里融进了医务工作者的心血，融进了人民的汗水，融进了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那些不知名的献血者的鲜血，至今还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没有权力随便安排我的生命，拿这些可贵的代价去计较并不值得留念的丢失、毫无价值的失去，是不能容忍的。我应该活下去，我热爱善良的人们，我还要用他们赋予我的生机去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