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万万没想到，我所面临的还远非如此。1983年7月，当我第二次住进医院时，我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病魔的进攻，在短短几天里，黄疸直线上升，最终突破了30毫克这一危险水平。伴随病情而来的还有严重的肌体反映，全身无力，严重的恶心，竟然让吃饭成了一大困难。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靠着输液维持生命，每天输液10多个小时。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其他的思维已经中止，我只能一遍遍地问自己，难道我就这样完了？我还不到30岁，还没来得及真正为人民做些什么，另外，我还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可喜的是科学毕竟发展了，在六十年代毫无生还的病情，在八十年代，在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里终于可以挽救了。在医生和护士的抢救下，在药品的帮助下，我终于从危险的边缘回到了安全线内。然而，更加漫长也更为艰难的路程也就从此开始了。我即将经历人生中更为严峻的考验，要忍受病痛带给我的折磨，而我也看到了更多的真、善、美。而且，正是这些真、善、美，帮助我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使一个几乎绝望的人终于站了起来，把我从黑暗中引向光明。
由于病情多次严重发作，肝细胞大量急剧坏死，我的肝脏已经硬化了。当医生在慎重考虑之后，把这一结果告诉我时，我沉默了很久没有说话。肝硬化，这意味着什么？……我多么希望这一结果是假的，多么希望从未有过的误诊能在我这里发生一次，我才30岁呀！然而，结果是通过科学手段检查出来的，是不容怀疑的，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生命危险了。我烦躁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开始整夜失眠。我的体力和抵抗力大大降低，病魔和死神也还没有承认它们的失败，在继续施展它们的**威，终于又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到来了。1985年7月的一天，我急性腹膜炎发作，连续几天高烧在39℃以上，腹部硬得像一块木板，腹水使我的肚子鼓得像个大锅，所有的检查化验指标都到了医生也没有把握的危险程度。
我自己也感到快不行了，生命的热量正一点点从我身上散失掉。每当夜幕降临，我一个人昏昏沉沉躺在病**，往事便不断地在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读书、淘气、挨骂、参军……所有当年使我感到不愉快的事，想起来都那么亲切，令人怀念。还有妻子、父母、兄弟、战友，还有那不能实现的理想和愿望。我想到，我该把后事安排一下了，于是我写好了遗嘱和遗书，遗嘱中写到一、二、三……当我把遗嘱写好后，我觉得我该办和能办的事已经办完了，我只有等待了。第二天，一架机器慢慢地推进我的病房，我的心微微一震。那机器我叫不上名字，还是进口的，我只知道病人快不行时会用到它；而且我看到过几次，只要它去过的病房以后没几天，准保就有人包裹着白单被静静地推出来。今天，终于轮到我了。我侧头向窗外望去，视线被对面的高楼挡住，看不到一线蓝天和白云，只能看到几个正向我的房间张望的病友；心里说，再过四五天，也许两三天，我们就再见了，再也见不到了。
然而，崇高的职业道德使医护人员们为了抢救一个同志的生命再次付出了最大的、最后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慷慨地拿出了所能拿出的一切。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在人民医务工作者和病魔、死神之间展开了又一场争夺战，上至主任、专家，下至配膳员都在努力。我的半尺多厚的病例记录被医生们反复研究，我的病情曲线图挂在医生办公室的墙上，我的病情讨论会不知开了多少次。一位主任在一次讨论会上郑重地说：“谁要把小李的病拿下来，我们就给他请功。”当时没有人应——这病太难了，可是每个人都在心里说：“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抢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