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徐政委专门负责料理二哥的后事，父亲嘱我协助。丧事如何办理，徐政委征求家属的意见。按照二哥生前的遗愿，一切从简。另外，我把二哥捐献遗体的愿望告诉了徐政委，他落实了这件事情。
我发电报把二哥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冉庆云。冉庆云从天津赶来，进家看到二哥的遗照就失声痛哭了。部队战友们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二哥小学同学兼战友苏蓝蓝、宋协民，大学同学赵芳也见了他最后一面。
战友张秉森、陈长征两位同志负责整理二哥在部队的遗物，并送至我的家中。
全部遗物清单如下：
被罩：一个；
床单：两条；
枕巾：一条；
秋衣：一套；
全蓝军装：一套；
裤衩：两条；
背心：一件；
棉鞋：一双；
拖鞋：一双；
电热杯：一个；
茶杯：一个；
镜子：一个；
书、信、杂志：若干。
二哥在外语附校读书时，有一个上锁的木质百宝箱，里面放着他的一些东西。他参军以后，这个箱子就归三哥所有。家里除了他写的信外，没有任何他的东西。结婚以后，虽然他住在岳父家，但夫妻二人长期在部队，所以岳父家也没什么他的物品；第一次出院后，住在妻子单位的集体宿舍，添置了一台冰箱；第二次出院，回到父母家，他妻子把他的东西装在一个皮箱里带了回来——皮箱是他去上海上大学时买的，里面是些军装被褥。
十几年来，二哥的物品大都留在了部队，这些物品就是大量的书籍、日记、手稿。其中，书籍非常广泛，除中外文学名著外，还有大量的历史、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修辞学及西方哲学、俄语书籍，等等。最为珍贵的是他写的大量的日记、手稿。二哥虽然在物质上很匮乏，但是个精神富有者。
我在充满悲伤的心情中整理二哥的遗物，阅读了这些日记及手稿，才对他的一生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不仅聪明睿智，意志坚强，更有一颗投身国家改革、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赤诚之心，以及豁达宽广的胸襟。
日记记录了二哥参军入伍后不断成长的过程，从中能看到他的思想形成的轨迹；记录了他恋爱结婚的经历，从中能感受到军人组建家庭的不易；记录了他对国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军队现代化建设及干部制度改革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其中不乏远见卓识。
手稿内容广泛丰富，有对部队工作的建议方案，有具体情报的图文数据分析。手稿诠释了二哥对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的认识，也说明了他对工作的专注与敬业。手稿也记录了他患病后的一些经历，包括妻子提出离婚的事情。这些文字充满感恩之心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遗物中有二哥于1985年病危中写给父母、妻子的遗书及遗嘱，交代了全部后事，遗嘱中前两条是：
一、尸体捐献，供医学科研使用。
二、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不留骨灰。
二哥在遗嘱中委托战友冉庆云、王景波、苑国良负责整理他在部队的遗物，交代把他的全部手稿都销毁，不再保留。遗嘱的最后一条是“向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同志和朋友表示感谢，祝大家幸福！”。
1985年夏天，是二哥生命最为危急的时期，他交代了全部后事。但这一次，他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机会留下。
二哥处理离婚的事情及感情上的波澜，我也是在手稿中才看到的。
二哥的遗嘱（写于1985年夏）
遗物中，有一篇二哥回顾自己生病后“走出黑暗”[1]的故事。这篇文章没有标注日期，我推测，当写于1987年春天。
走出黑暗。人的一生有许多意外的事情，有意外的幸福也有意外的痛苦，我的故事是从意外的痛苦开始的。1981年，正当我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我躺倒了。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治疗之后，当我临床治愈出院时，确诊为重症肝炎。我生性好强，看到这诊断，我并未灰心，我坚信，身体是可以恢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