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协民哥，很快我就联系到与二哥同时入伍的四位外语附校的同班同学：苑国良、刘冠军（刘恒）、史世忠、袁明福。
身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的刘恒大哥工作非常忙，仍安排时间与我见面。50年前拍摄于官厅水库的那张照片里，他们还都是稚气未脱的小战士，如今都已是近70岁的老人了，真是岁月如梭。冠军哥、协民哥谈了许多当年发生在学校及部队的事情，他们认为二哥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协民哥非常认真地看了我的初稿，提了许多修改建议。国良哥给我提供了许多信息。比如，二哥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首短诗，附言写道“罗、于看望，少鹏特赋诗于我”。其中罗、于是谁并没有交代，国良哥告诉我他们是罗孝武、于少鹏两位大哥。
家在珠海的史世忠先生讲述了当年去上海实习时给二哥拍照的经过，我由此了解到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世忠哥还提到了部队早期文艺演出的一些事情，外语附校同学丁小平女士所写文字也是世忠哥转发给我的。
袁明福先生也向我谈起许多当年外语附校战友亲密无间的往事。
许多我想联系的战友和不明白的事我都找协民哥。协民哥1973年复员，在部队没有见过冉庆云，知我在寻找，想方设法一次次给我提供冉庆云的联系方式，最终联系上了。
在二哥的影集中，有一张二哥在上海和袁帆、吴立两位军人的合影，照片背后注明了时间、姓名，但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协民哥说他们三人都是当年外语附校同年级的同学，并告诉我袁帆先生的联系电话。我因此和袁帆、吴立取得了联系。袁帆先生不仅提供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外语附校时期的照片和信息，而且对我的文章逐篇审阅，并提出建议。袁帆先生从海军退役后，一直从事有关中国海军近现代发展史、教育史、民俗史等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之前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袁帆先生，因写此书的缘故而结识，并不断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及相关历史知识，受益匪浅。
协民哥、袁帆哥给出的建议，使我感到有必要对书稿进一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料的获得。非常庆幸的是，这件事得到二哥的同学、战友们的热烈响应。
吴立女士以女性的角度回忆了二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事情。王渝来先生记述了二哥在上学期间一些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并特地写信给我，回顾了二哥在部队的一些事情，信中饱含着对老同学、老战友的无限思念。李本茂先生在文中概述了二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年的学习经历及进步变化，并发来在该校三年的大事记，为书写这段历史提供了参考。上海外国语学院杨力远、王洪民、顾文豪、郭庆刚也讲述了二哥在上海读书的一些事情，班长王本勤先生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在二哥这些老同学身上，我感受到那个年代北外附校同学及上外大学同学之间那种深厚质朴的情感，他们之间的友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联系到协民哥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样，许多我想联系的二哥战友的信息就这样一个个找到了。协民哥告诉我，一定要感谢一个人——闫芳，许多战友的联系方式都是经她努力才找到的。我由此与闫芳姐取得联系，原来她也是二哥的一位战友。闫芳姐是“部队北京战友”微信群的牵头人，对部队情感深厚，热情为战友服务，与全国各地的部队战友群都有联系。
闫芳姐在战友群里发布了我写此书的有关事情，激起了许多战友对那段经历的回忆。陈文超先生是二哥当年的师傅，我把二哥那篇有关师徒关系的日记加入书中，以表对陈大哥的感谢。在这部主要由日记、书信等较为严肃内容构成的书中，闫芳姐回忆二哥在战友婚礼上的那段文字，“那个幽默滑稽、坏坏的笑着的他”，为本书增添了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