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节，二哥是在部队度过的。有家室的同志回家团聚，他是单身一人，没什么牵挂，就留在部队值班。
198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初九，我收到二哥写给我的一封信，这竟是他一生最后一封家信。信中讲了他在部队春节期间的经过，还谈到他对清朝咸丰年间铸币情况[7]的认识。
3月10日下午，我在单位接到二哥部队战友打来的电话，说二哥突然吐血，已送海军总医院。吐血！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具体情况如何？从部队驻地到海军总医院路途非常远，一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焦急地赶往医院。万幸的是，这次意外出血并不多。这个春天，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医院看望二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二哥于6月2日出院。出院后，我和他一起去积水潭医院看望因胃溃疡住院的三哥。
一天晚上，二哥无意间和我谈了一些事情。二哥说如果能再活8年时间他就知足了，万一发生意外，一切从简，不留骨灰，把遗体捐献出去。二哥说会把这些写出来。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对我说这样的事，因为我感觉他的身体确实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对他的话我不以为然。我笑着对他说，几个8年都不是问题。
6月20日下午，我在单位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二哥吐血已送往海军总医院。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在输液。久病成医，这已是第二次吐血，为防止意外，二哥向医生建议插三腔管[8]，但医生说没有必要。这次负责接诊他的是一位女医生。我到医院后，二哥向我说了上述情况。
我缺乏医学知识，感觉二哥已住进医院，又经历过那么多次生死考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在我的潜意识中，住进医院就如同进了保险箱一样，所以也没有把他的意见再去和主治医生沟通。我和父亲商量，白天我陪护，晚上父亲照顾他。
6月21日一切正常，我把剃须刀给二哥带去。吐血之后，他不能吃东西，在医院主要是输液，我陪护着他，尽量少说话。输液，几乎是二哥这几年住院时每天的必备流程。
6月22日清早，我在医院门口见到父亲，一夜之间父亲突然衰老了许多，我非常诧异。父亲悲伤着说：“你赶紧去吧。”听父亲此言，我心中困惑，继而闪现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急速来到病房，脑子顿时“嗡”的一下懵了。房间里一片凌乱，地面上有大片的血渍，医生护士围在二哥的床前，他预感的事情发生了。我哭着大声呼喊着“二哥”，可无论我怎样呼喊，躺在**的他已无任何反应。昨天我离开医院时，二哥还对我说让我明天不用来了，他没事的。现在怎么竟成这样？我焦急地找到科室主任。二哥上次吐血住院，就是主任负责诊治的。第一次住进海军总医院时，主治王医师曾建议他做脾脏摘除手术，肝硬化最大的风险是门静脉大出血，我请求主任现在就进行手术。主任无奈地说：“晚了[9]，现在上手术台他就下不来了。”我几乎哭着哀求说：“那您想想办法救救他呀！”主任说：“一切全都靠他自己了，挺过了今天，或许还有希望。”
医生护士忙着给二哥输血、输液、插导尿管。突然间他再一次吐血。此时医生拿来三腔管，准备从他鼻腔里插入。二哥人已经昏迷，但这对他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刺激，身体发自本能地剧烈反抗着，好几个人同时用力按住他的手臂和大腿。反抗中，二哥一口死死地咬住了我的手臂，内心的痛苦使我感受不到肉体的疼感，我没有摆脱，心里流着泪说，只要舒服你就咬吧。
一番挣扎之后，二哥平静了。大量的失血，导致他完全昏迷，没有声响，眼睛无神地望着外面的世界，血浆、药品仍在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
下午，部队一行人赶到。
我一天没有吃饭喝水，没有饥渴的感觉。
晚上，整个病区安静下来，战友们坐在楼道的椅子上。病房地上的血渍没有擦洗，上面用床单铺盖着。我跪坐在床前，轻抚着他的手臂，内心祈祷着上苍能够让奇迹发生。
